摸乾隆的老虎屁股，一封奏疏毁了幸福晚年，尹嘉铨为何自讨苦吃

尹嘉铨是乾隆年间的“名儒”，与乾隆皇帝同庚。尹嘉铨的一生很平庸，最高职位做到大理寺正卿，四品官。他的特长在做学问，对程朱理学很有研究，并且勤于笔耕，著作颇丰。尹嘉铨曾经对朱熹的《小学》加以注疏，形成《小学大全》，得到乾隆皇帝的好评。

因为善做学问，尹嘉铨被授予稽察觉罗学主管，觉罗学就是专门为皇室子弟设立的学校，稽查相当于督学。

乾隆四十六年，尹嘉铨七十周岁了，他被赐光荣退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养老。在京城，尹嘉铨的四品微不足道，到了地方绝对是“首长”。在家乡父老的艳羡目光中，尹嘉铨活得很尊崇，很舒坦，若不是后来发生的变故，尹老将在充满溢美的悼词中结束一生。

就在他退休的当年，乾隆帝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按旧例，乾隆会在保定接见当地官员，以及士绅名流等，当然也包括尹嘉铨这样的退休高官。

给皇帝的礼物，以及修改了若干遍的马匹话，一应备好，可是让老尹很意外的是，他竟然没接到皇帝召见的通知，这让他很没面子。皇帝路过自己的家乡，居然忘记了自己的存在，那就说明自己在皇帝面前没分量，一辈子京官白当了。

老尹接受不了了，昨天还享受着父老乡亲们的崇拜，以后还不得换成讥笑乃至鄙视的目光？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于是尹嘉铨决定自救。他叫过来儿子，拿出一封亲笔奏疏，郑重地嘱咐儿子，一定亲自送到皇帝行宫。

没费什么周折，老尹的奏疏还真到了乾隆手上。乾隆看着看着，眉头皱起。原来尹嘉铨奏疏的内容不是什么国家大事，而是为了其父亲尹会一。

尹会一是清中期较有影响力的名儒，著有《尹健余先生全集》。跟尹嘉铨不同，尹会一一生都出任地方官，漂泊于大江南北，官至两淮盐运使，从三品。由于勤于政事，尹会一的官声非常好，因此去世后，被朝廷批准进入“名宦祠”。

所谓“名宦祠”，是由各地建立的，用于祭祀对本地作出重要贡献的地方官的祠堂。尹会一能入“名宦祠”，标志着他老百姓和朝廷对他的认可。

可是尹嘉铨不满足，他向乾隆提出两点要求：给父亲加谥号，让父亲入从祀。

加谥号大家都很熟悉，从祀是指入祭孔庙，也叫配飨，就是跟着孔子，一起接受后人祭祀。

孔庙除了祭祀孔子外，还有三个等级的陪祭人员。第一等叫“配飨”，有复圣颜回、述圣孔伋、宗圣曾参、亚圣孟轲，亦称“四配”；第二等叫“配祀”，有子路、子贡、子骞等孔子十一名弟子，和朱熹，合计十二人，亦称“十二哲”；第三等叫“从祀”，又分为先贤和先儒两档，合计一百五十六人。整个满清一朝，有资格入先儒从祀资格的，只有五人。

由此可见，从祀资格是极其难得的殊荣。另外谥号也不是随便可以加的，官方的谥号，必须经由礼部提交申请，有相关官员讨论认定，不允许自请。

尹嘉铨对父亲的推崇可以理解，但是他不应该不清楚，尹会一距离加谥号和从祀资格，还有相当的距离，况且这也不是哪个臣子可以自求的。那么，尹嘉铨为何要如此逾越呢？

我觉得他被坏心情搅混了头脑。由于得不到皇帝接见，让他丢了面子，恼怒之下失去理智，试图找补偿。这是其一，其二跟他自我膨胀的状态也有关系，他自认为自己的学术水平很高，其父水平不在其下，争取一下加谥号和从祀，他觉得当仁不让。第三点，或许他还认为为父求封，那是孝行，至少皇帝没理由处罚自己。

可是尹嘉铨忘记了乾隆是谁，拿自己的想法，揣度大独裁者，无异于摸老虎屁股。果然乾隆大怒：“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旨将尹嘉铨交付刑部审理定罪。

老尹美滋滋地等着“雨露”时，被“雷霆”击中，一条锁链将他牵回京城，蹲进了大狱。

更糟糕的事在后面，乾隆知道尹嘉铨著作多，令大学士英廉牵头，查抄尹嘉铨的所有著作，从中甄别是否有悖逆之言，谋乱之语。

又一场文字狱开始！如果非要从文字里牵强附会挑毛病，那还不是小事一桩！英廉即使有意放过尹嘉铨也没那个胆，那可是高压线。于是从尹嘉铨的老家和京城宅邸，搜出九十多部著作，大小装了几十箱，最后从中居然找出了一百三十多处悖逆文字。

估计这时候的尹嘉铨，恨不能撕烂自己的嘴！

面对拷问，尹嘉铨清醒了，智商又占据了高地。他做了两点，首先问什么都承认自己有罪，第二承认自己的罪是疏忽，而不是故意诋毁朝廷和皇帝。

史料记录了审讯的过程，明显可见其中大多是牵强附会，或者说是不同语境的理解歧义，但是尹嘉铨确实也让人抓住了一些小辫子。

比如：他在《尹氏家谱》中，用了“宗庙”、“宗器”等词语，他自己的解释是古书就是这么用的。这就显示自己的狂妄与无知，中国的哪一个词刚开始不都是平等的？“朕”在秦始皇以前随便用，你敢用吗？

又比如，他称自己的母亲去世为“薨”，“薨”这个词只有满清的皇亲才有资格用，比如皇太后、皇后、皇子、王爷等有爵位的贵戚。

最让乾隆恼火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他被尹嘉铨“盗用”“古稀老人”一词。乾隆在自己七十大寿的时候，作御制诗一首，自称“古稀老人”，还特地制章一枚，尹嘉铨居然也自称“古稀老人”。你虽然与乾隆同岁，但是不同命啊！

第二件事，尹嘉铨在他的《朋党之说起》中有这么一句话：“而文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这句话与雍正的《朋党论》有悖，被认为是与皇帝唱对台戏。

其它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事，比如尹嘉铨把尹会一、汤斌等人称作“四子”，跟孔庙“四配”相提并论，被批狂妄至极。

经过前后十七轮过堂，最后形成如下意见：销毁尹嘉铨著作七十九部，所题碑文全部砸毁；尹嘉铨判绞杀；家产抄没，家人入官为奴。

后来乾隆“皇恩浩荡”，免除尹嘉铨死罪，也没有祸及全家。估计尹嘉铨就是个闲散官，没有结党的把柄被抓，万幸得以逃生，就是不知道，他以及他的家人，经此一吓，还剩下几口气。

这个事件中，尹嘉铨利益熏心，狂放自大，自惹祸端，亲手毁了自己的幸福晚年，也毁了一家人的幸福，实属咎由自取。另一方面，乾隆帝的独裁嘴脸也暴露得淋漓尽致，也照见了满清没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