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爱国”和“卫生运动”会联系在一起？

每年的4月是爱国卫生月。

当爱国卫生运动遇上疫情，显得尤为特殊，也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

爱国卫生运动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1950年代兴起的一场全民参与的群众性卫生运动。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运动”点明了要动员群众；“卫生”标记着范畴，“厕所革命”、垃圾分类、杜绝食用野生动物以及当下的健康防疫，都是运动的具体内容；而“爱国”，直接把卫生相关的工作，提升到了爱国的高度。

“爱国卫生运动”宣传画

讲卫生难道不更多是个人问题，“卫生”和“爱国”“运动”到底是怎么挂上钩的？

这先得从“卫生”这个概念讲起。

01 近代中国才讲“卫生”

我们现在理解的“卫生”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年轻的舶来品。今天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下的卫生秩序，但在古代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卫生观念。

虽说早在先秦典籍《庄子·庚桑楚》中就有“卫生”一词，但这里的卫生，指的是一种养生术。直到近代日本人在翻译英语hygiene一词时，才引用《庄子》中的“卫生”一词，来指代现代意义上的卫生，有讲究清洁、预防疾病的内涵，然后传到我国。

中国古代的城市街头，脏乱差是常态。首先，粪便处理是一大难题，据清康熙年间史料记载，京城人畜混杂，每家每户没有厕所，妇女会把马桶里的浊物，连同各种生活污水，直接倒在街边的沟渠，所以水沟里都是臭水。如果真像电视剧那样可以穿越到过去，我们很可能刚到就被熏晕过去了。

当时，人们还习惯将垃圾直接倾倒进河中，造成水的浑浊和河道拥堵。民国初年，一个日本人在游记中写道：“黄河水和长江水是一样浑浊的，但长江水像黄酱汤，而黄河水就像番茄汁一样。”

在农业社会，人与排泄物共处，其实是很常见的事，这也是人们普遍对脏乱差习以为常的根源。粪便对于农业生产有着非常正面的作用，前边我们提到，人们习惯把粪便洒在沟里，只有每年春耕时才有人掏出沟里的粪土，拉到农村当粪肥卖，农民也可以自己进城来掏粪。即使历史上有一些“公共厕所”的记载，修建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卫生，而是为了更方便地收集粪便。

当然，这种状况不是中国独有的。在工业社会以前，城市恶劣的卫生状况，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被称为18世纪欧洲最肮脏的城市巴黎，也是在工业化之后，通过“奥斯曼计划”完成了系统化的改造，一跃成为了“现代城市”的标杆。

这样大型的公共卫生的变革，需要动力和刺激。

而刺激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兴起的，是“外部敌人”的出现。

02 当“不讲卫生”成为诟病

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了现代化之后，卫生逐渐变成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标准。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开始被当作“东亚病夫”，这直接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最先开始着急的是近代知识分子。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文，指责官府在公共卫生治理上不作为。他甚至更激进地说，“不讲卫生”，人“皆为病夫”，国家也变成“病国”。

在外部的刺激下，个人的健康和种族的强壮，被认为是国家强盛的前提，清洁和卫生更是民族强大和国家文明的重要体现。

卫生不再是一件个人养生或者健康的问题，而和整个民族、国家息息相关。

除了被“东亚病夫”深深刺痛之外，近代中国人在不断与世界连接之后，也确实意识到了中国的落后，开始尝试建设现代卫生体系。

在早期，一些城市模范的是租界模式。一方面注重日常环境、饮食和个人清洁卫生的监管；另一方面完善应对传染病的强制清洁措施。维护公共清洁成为官府的日常事务，官府需要加强卫生巡查和检查，增配人力、设备等进行公共卫生治理。

民国“新生活运动”服务团（1934年12月）

民国时期，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就是想改造中国人的日常行为，树立新的规范。这一运动以“规矩、清洁”两项为目标，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光“须知”就有95条。

在蒋介石看来，“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知识、道德，统统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挽救国家、复兴民族的道理，就在这些小事之中。所以从衣食住行入手，改变人们的餐桌礼仪、穿衣不整、乱丢垃圾、随地吐痰之类的“不文明”行为，使“所有的国民个人都过整洁朴素，一切能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

但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并不能做到有效地动员全社会，而且中国尚处于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民众缺少自发性改造的意识，所以新生活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真正做到全民参与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发起的“爱国卫生运动”。

1952年抗美援朝时期，中国报纸头版纷纷刊登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境内使用了细菌战的信息，随即号召全国掀起一场“爱国卫生运动”。这是运动的最早起因。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展览会（1953年6月）

当时，细菌被描述成外部敌人，是中国为了实现主权和现代性必须战胜的敌人。群众相信，这是一场“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渐渐地，就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群众性卫生运动。

爱国卫生运动深刻而广泛，一直持续到今天，“除四害讲卫生”、“五讲四美”、“提高个人素质”、“整治城市环境脏乱差”“厕所革命”“科学防疫”等我们熟悉的说法，都是不同时期的倡导。

通过广泛的宣传和政治动员，人们开始普遍接受一个观念，那就是“卫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讲究个人卫生就是一种爱国行为。

03 洁净背后的政治秩序

爱国卫生运动从1952年开始持续至今，确实给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意义深远。

最直观的是，讲卫生让中国人更健康了。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初期的35岁提高到2018年的77岁，婴儿死亡率由建国初期的200‰下降到2018年的6.1‰，孕产妇死亡率由1949年的1500/10万下降到2018年的18.3/10万。

和身体健康相对应的，则是精神层面，从新生活运动到爱国卫生运动，中国人的公共性在成长，人们开始意识到现代生活和利他主义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弗洛伊德总结过，文明有三个要素：洁净、秩序和美好。要想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家，必须从清洁开始做起。

《教养身体的政治》| [日] 深町英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7年7月

《教养身体的政治》作者、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深町英夫则认为，卫生运动背后的深层逻辑，其实是一种“身体教养”。

他认为，现代化的终极目的是富国强兵，为此需要的就是有足够的力量和健康的国民，没有这种国民的存在，不能建立起富强的国家。所以西方也好，日本也好，所有的国家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都需要进行身体的教养。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勤洗手、不在公共场合抽烟再到垃圾分类等等，这些琐碎的、事无巨细的行为规范，本质上其实是在通过身体和行为的规训，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塑造新的国民。

中国在现代化的转型中，则更加需要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一套新型的生活规范，从而通过管理身体，达到社会生活的有组织化。

在经历了疫情这样一次巨大的冲击后，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达到了一个新高潮，也让我们意识到公共卫生服务所承担起的社会责任。

正如19世纪流行病学家鲁道夫·佛尔楚说的：“医学就是政治，政治不过是更大的医学。”

爱国卫生运动的目标，不只是孤立的个人“讲卫生”习惯，而是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在共同形塑我们的社会面貌和社会成员；同时，爱国卫生运动依靠的，也不仅仅是人的道德性和自发性，政治的宣传和强制，商业社会的流动和复杂，还有无数琐屑的人际碰撞和交流，都在一齐确立着我们今天的“文明”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