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孩子」的标签是在把孩子非人化吗？|蜂窝

作者：李政

伦敦大学学院 社会认知 硕士在读

蜂窝儿童大学从日常看教育

第01篇

从习以为常的小事思考教育

本文共计 6800 字

预计阅读时间 18 分钟

“今天熊孩子来我家乱翻我的东西”

“地铁上有个熊孩子一直在闹”

“熊孩子对他妈妈拳打脚踢”

……

随着近十年社交网络的兴起，微博、微信等平台上频繁出现对“熊孩子”的声讨，不论是长文还是短微博都细数着熊孩子的种种“罪状”。

如今在搜索引擎上搜索“熊孩子”这一关键词，便会有无数“熊孩子”的事迹在一天之内被媒体反复报道，内容多为孩子伤人、孩子伤己、孩子实施破坏、孩子乱花钱……生活经历加上媒体的反复渲染，“熊孩子”的形象深深地扎根在大众的脑海里，人们的愤怒、憎恶、嫌弃的情绪通过“熊孩子”三个字不加修饰地表达了出来，这个标签背后所指代的是——那些被看作是“调皮”、“捣蛋”、“不懂事”的孩子违反了社会、文化中的明文或不成文规则，随之造成了引起他人不满的破坏。

“熊孩子”是一个标签，一个可以根据行为造成的结果而对某个孩子轻易贴上的标签，它是传统上对孩子负面评价（例如“调皮”、“顽皮”、“不听话”）的延伸及集合。小至把玩具车扔到房间角落，大到一夜在游戏中花光父亲一万元，“熊孩子”三个字所囊括的行为在孩子这个群体当中不断扩大。

但人们在使用“熊孩子”这个标签时的目的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要标签一个孩子为“熊孩子”呢？

01

隐藏在“熊孩子”标签下的目的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想要利用这个简单的标签来评价孩子，是因为我们在社会环境中具有评估他人的本能，评估他人后产生的态度会决定我们是要亲近还是远离这个被评估的对象，继而最大化正面的后果、最小化负面的后果(Fazio, 1999)。

换而言之，如果人们评价一个孩子是“熊孩子”，他们就会想远离这个孩子以免他让自己闹心；如果人们评价一个孩子是乖孩子，他们就会想要亲近这个孩子让自己高兴高兴。但是随着“熊孩子”标签含义和适用面的泛化，人们不仅仅局限于认为某一类型的孩子是熊孩子，而是逐渐认为大多数孩子都可能是潜在的熊孩子，所以他们都开始小心翼翼地躲避和小孩子的接触，甚至嫌弃在公共场所或走亲访友期间所遇见的小孩。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人们评价不仅从自身角度趋利避害的角度来使用“熊孩子”的标签，他们同样希望这个标签有指导孩子行为规范的作用。这意味着他把这个孩子贴上了熊孩子的标签之后，他希望监护人或者教育者能够教育好这个孩子去遵守社会和文化当中的规范，不要再做出这样影响他人的行为。

这代表着“熊孩子”这个标签暗藏着一种给予监护人和孩子的震慑——你的孩子已经被我标签为熊孩子了，如果不想大家都因为他的行为而讨厌他的话，就赶紧带回家好好管教一下吧。没有人喜欢负面评价，而孩子的教养责任在社会大众的观念中往往是与家长捆绑的，同时“行为”又是被认为是可以通过管教而进行约束的，所以“熊孩子”这个标签的矛头不仅指向孩子，还指向他们的家长、他们的教育者。具有教养责任的成年人常常会因为受到这样的负面评价而羞愧，从而加强对孩子的行为教育。

我们在看见使用“熊孩子”这个标签的目的的两个层面之后，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去看这些目的都达到他们应有的效果了吗？还是说使用这个标签本身其实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如果是的话，它的负面影响会是什么？

02

“熊孩子”标签是一种非人化？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贴出标签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是孩子的家长或直系亲属，而是处于社交圈层更外围的人——可能是表亲或远亲，也可能是老师，可能是路人，可能是新闻的读者，他们更加倾向于对孩子的行为作出绝对的负面评价。

这些社交圈层外围的人认为孩子是他们“外群组”（外人）的人；相对而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则更可能是来自于孩子的“内群组”（自己人）。一旦随着这种内外群组感知的产生，人们对外群组就会倾向于产生负面的认识和觉察，其中一种就是“非人化（dehumanization）”。

非人化即为：拒绝或不能感知、识别、认可他人是拥有完整的人性或者拥有人类的思维及思想的个体(Haslam,2006; Harris & Fiske, 2006)。更接地气的表达是：不把人当人看。

我们听说过或亲身经历过不少非人化现象的事例：纳粹把犹太人视作劣等民族和“不配活着的生命”；黑人被认为是粗鄙、低等、野蛮的种族；流浪汉被路人嫌弃和躲避；老板把员工当作机器随意差遣……而非人化这个现象本身是有危害的，因为它会导致人们做出一些伤害他人的行为，非人化的形式可以激烈和明显得如大屠杀，也可以深藏和隐蔽得如日常一句小小的评价或心里的碎碎念。

有不少理论尝试去解释非人化现象，其中“低人化”和“动物式非人化”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孩子被标签为“熊孩子”是一种日常生活当中较为隐藏和被习以为常的非人化。

03

孩子就没有人性？

低人化（infra-humanization）作为非人化的一种形式广泛存在群组间关系当中，我们人类会倾向于认为内群组的成员相比起外群组的人拥有更多的人性本质，这意味着我们会有时候认为外人其实“没那么像人”，因为他们缺乏完整的人性本质(Leyens et al., 2001, 2003)。

但是这个人性本质是什么呢？提出低人化理论的Leyens等人认为人性本质在于“次级情感”，也就是相比起“初级情感”（例如，愤怒、悲伤、开心）更高级的情感或情绪。“次级情感”包括失望、负罪感、羞耻、热情、乐观等等，这些情感更多的是经过人类在社会成长过程当中发展出来的。因此在低人化现象当中，外群组的人会被认为缺少这种“次级情感”，因此并不那么像一个完整的人。

我们回想在生活当中，是否经常都会认为熊孩子不知悔改？是否认为熊孩子的自私自顾？是否认为熊孩子不会感到愧疚？这个过程正是我们把次级情感从孩子身上排除了出去，我们认为孩子并没有在成长过程中学习并掌握这些次级情感，所以孩子并没有被视作“完整的人”。而没有次级情感的人一般被大众认为会做出危害他人利益的事，例如因为没有愧疚感而对他人造成伤害，因为没有羞耻感所以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因为不会热情主动所以自顾自地玩耍等等。

04

把孩子当动物

而动物式非人化(animalistic dehumanization)与低人化相似，它提出在动物式非人化的过程中，人们把他人身上的人类独特性质排除了，把对方当做是像动物一样的个体，认为对方缺乏礼貌、教养、道德、理性等一系列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特性(Haslam, 2006)。日常中常常听见的“像狗一样”、“跟只猪一样”其实就是动物式非人化的外显形式，而这也是种族歧视以及流浪汉歧视等歧视现象底下隐藏的重要心理因素。

“熊孩子”被他人认为是不遵守社会规则的、没有教养的、没有行为约束的、没有情绪控制力的，“熊”是动物比喻，同时也是这些特征的代称。当人们使用“熊孩子”的标签时，正是动物式非人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我认为你这个孩子没有成人社会和文化所认可的特点，所以你某程度上和动物是一样的。这种现象和传统观念中长期以来不把儿童当作完整的人来看待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是我们必须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孩子真的不能被我们当作是完整的人吗？他们真的缺乏足够的人性吗？

05

孩子也有完整的人性

孩子已经被广泛的研究证明是具有次级情感的，孩子们其实会拥有像内疚、羞愧这样的情绪，他们同样会像成年人一样因为自己的行为违反了道德规范并造成了破坏而感到内疚（guilt），内疚会让他们想要道歉并弥补过错；他们也会在觉得别人知道自己做了错事之后为自己而感到羞愧（shame），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Ferguson, Stegge, & Damhuis, 1991)。

甚至22个月至45个月大的孩子也会在认为自己破坏了一件很有价值的物品之后感到高强度的内疚，并且内疚的程度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加强，表达内疚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Kochanska, Gross, Lin, & Nicholas, 2002)。因此把孩子低人化所基于的假设其实并不符合客观事实，也忽略了孩子其实是能够因为自己的行为和道德规范而产生复杂的情绪的，而且随着他们的发展这种情感会越来越强。

另一方面，孩子也并非真的如同动物一样不懂得遵从人类社会的规范，缺少人性化的特征。语言礼貌作为一种需要复杂语言技巧和社交技巧的能力，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而研究发现尽管5岁孩子还未掌握礼貌请求的方式，但孩子从7岁开始就学会在请求他人时使用礼貌语言，9岁时完全熟练掌握语言礼貌能力去向他人作出请求(Axia & Baroni, 1985)。

除了礼貌以外，感谢也是另一种人类独有的特性，8岁左右的孩子开始懂得表达具体性感谢(concrete gratitude)，这种感谢方式是孩子用自己喜欢、珍视的东西来回报施与者，例如玩具、糖果；孩子在11岁以后开始懂得表达相连性感谢(connective gratitude)，这种感谢方式是孩子开始用别人所珍视的东西而不是自己所喜爱的东西来表达感谢，例如赞扬对方、把对方当作好朋友等(Freitas, Pieta, & Tudge, 2011)。

还有很多的人性特征是孩子在早期或者中期童年已经掌握了的，他们可能会有个体差异，也可能掌握的程度不高，但是这些特征不应该被忽略或直接当作不存在。因此对孩子进行动物式非人化的假设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也并不合理。

在非人化的语境下，我们来回顾之前提到的两个目的是否合理。首先，人们把孩子非人化之后，对孩子产生了负面态度，认为他们是危险的、有破坏力的，所以想要远离这样的孩子，以避免承受孩子将会带来的破坏。其次，次级情感和人类独特性质大部分都被当作是从我们的父母身上或者与人交往过程中习得的，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指责孩子因为没有被父母教育好才会没有掌握到人类应有的人性特征。但这两个目的基于非人化的前提下都是不合理的，因为非人化正是人类社会认知当中显而易见的偏误。

06

把孩子非人化的危害

在面对非人化不合理的事实下，我们如果还坚持使用“熊孩子”的标签将会产生什么危害？在动物式非人化当中，从认知角度来讲，因为被非人化的目标自身的人类独特特征被排除了，所以他们常常和肮脏、恶心这样的感觉联系了起来，从而产生自嫌的自我意识，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不受欢迎的。孩子其实能够意识到自己被称作“熊孩子”意味着自己是被嫌弃了的调皮孩子，所以他会顺应着这样的非人化体验把自己也标签为没有价值的人，从而产生负面的自我意识。

从情绪角度来讲，孩子会因为被他人非人化所带来的排挤、拒绝和敌意而感到愤怒、悲伤和痛苦，同时也会因为内疚、羞愧而感到自责(Bastian & Haslam, 2011)。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孩子将会在自我发展道路上受阻，因为他们失去了积极的自我意象，自尊心变低，不再有动力和意愿推进自己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发展成身体健康问题、抑郁症、焦虑、暴力、犯罪行为等等（Diamantopoulou, Rydell, & Henricsson, 2008; Harter, 1993; Sowislo & Orth, 2013)。

07

拒绝非人化和贴标签

人们运用非人化的“熊孩子”标签来裁决这个孩子是不是“好孩子”，同时也想要借用道德标签约束孩子的行为，但这种评价视角是错误的。

第一是忽略了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每个孩子的个性、人格都不一样，所以行为表现有不一样，只是每个孩子都需要不同的引导去踏上他们的发展之旅。

第二是忽略了孩子是动态发展的事实，一个孩子在牙牙学语时期或者早期童年并不能掌握全部的社交和道德概念，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恰当的帮助，他们是可以顺利成长的。

拒绝使用非人化的“熊孩子”标签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孩子的道德发展没有要求，也不意味着我们对孩子的行为没有规范。在这里需要指出来的是，简单粗暴地使用一个标签来把孩子非人化对于孩子的道德发展进程以及行为规范教育毫无裨益，不存在所谓的“鞭策”和“激将法”，这反而会伤害孩子，让孩子失去自我成长和发展的自信。

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评价策略而随意对孩子进行评价是不公平也不公正的，我们应该从儿童发展的视角看待他们也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五岁的孩子处于当下这个阶段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十岁的孩子处于当下这个阶段也是完整的人。我们如果迫切地要求他们在五岁时就习得十岁时的行为规范，让他们在十岁时就习得二十八岁时的情绪管理能力，这就违背了孩子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发展规律。人类都需要经历、体验才能从社会化进程中融入到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当中，这个过程需要我们有效的教育模式、足够的耐心和充分的时间。

参考文献：

Axia, G., & Baroni, M. R. (1985). Linguistic politeness at different age levels. Child Development, 918-927.

Diamantopoulou, S., Rydell, A.‐M. and Henricsson, L. (2008), Can Both Low and High Self‐esteem Be Related to Aggression in Children?. Social Development, 17: 682-698. doi:10.1111/j.1467-9507.2007.00444.x

Fazio, R. H. (1999). Accessible Attitudes as Tools for Object Appraisal: Their Costs and Benefits. In G. Mario, & J. Olson (Eds.), Why We Evaluate: Functions of Attitudes. Lawrence Erlbaum.

Ferguson, T. J., Stegge, H., & Damhuis, I. (1991).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Guild and Shame. Child development, 62(4), 827-839.

Freitas, L. B. D. L., Pieta, M. A. M., & Tudge, J. R. H. (2011). Beyond politeness: The expression of gratitud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sicologia: Reflexo e Crítica, 24(4), 757-764.

Harter, S. (1993).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Low Self-Esteem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elf-Esteem, 87–116. doi:10.1007/978-1-4684-8956-9_5

Harris, L. T., & Fiske, S. T. (2006). Dehumanizing the Lowest of the Low: Neuroimaging Responses to Extreme Out-Group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10), 847-853. doi:10.1111/j.1467-9280.2006.01793.x

Haslam, N. (2006). Dehumaniz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 Pers Soc Psychol Rev, 10(3), 252-264. doi:10.1207/s15327957pspr1003_4

Leyens, J.-P., Cortes, B., Demoulin, S. p., Dovidio, J. F., Fiske, S. T., Gaunt, R., . . . Vaes, J. (2003). Emotional prejudice, essentialism, and nationalism The 2002 Tajfel lec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6), 703-717. doi:10.1002/ejsp.170

Leyens, J.-P., Rodriguez-Perez, A., Rodriguez-Torres, R., Gaunt, R., Paladino, M.-P., Vaes, J., & Demoulin, S. (2001).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and the differential attribution of uniquely human emotions to ingroups and outgroup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1(4), 395-411. doi:10.1002/ejsp.50

Sowislo, J. F., & Orth, U. (2013). Does low self-esteem predic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9(1), 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