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周朝等级制度森严？除了分封制外，还有它在作怪

周代的等级制度异常森严，这是我们众所周知的。许多人认为这是分封制实施后的功劳，其实不仅仅只是这样。除了分封制外，还有一种着重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制度被实行于各地，这就是国野制。

从狭义上来讲，国野制只是一种划分地域的制度：“国”指政权的掌握者所居住的城市及其郊外地区，也就是都城；野则是指除“国”外的其他地区。从广义上来说，国野制是维护了等级制度的一种有力工具。它赋予了“国人”极大的特权，使得当时的社会出现了国人与野人两个不同的阶级。

（注：“国”往往被划分成很多的“乡”，而野又被称为“遂”，故而国野制也被称为乡遂制。）

国野制的起源

在先秦时期，“国”这个字并非指的是国家，而是指诸侯及天子所居住都城。彼时，类似我们今天“国家”这个词语的，大概是“邦”与“社稷”两个词。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古之君主祭祀社稷，所以用两字来代替国家是情有可原的；邦，《说文解字》解释道：“国也。从邑丰聲”。《周礼·天官·太宰》注：“（诸侯的封地）大曰邦，小曰国。”小曰国，或许是因为这个诸侯的封地，小得只有一个被称为“国”的都城了。

为什么国字会代替邦字发展成我们今天的“国家”一词呢？有学者指出，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汉人讳“邦”，故而“邦”被改为了“国”。因此古籍里的“邦”字也被汉人做出了不少的改动。如《诗经·大雅·召旻》中说：“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辟国百里，原来应该是辟邦百里。因为疆域可以经常扩张，都城却不能时时的重修。

国与野的起源，是可以追究到远古时期的。邃古之初，有着征服与被征服的区别。征服的人要求被征服的人进行朝贡。《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三章》中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贡、助、彻是三种赋税之法。最早期的夏朝，实施的是贡法。所谓贡法，就是“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其意为比较某地以往几年的收成，然后取其平均而收其赋税。

贡法于赋税制度来说，实在是下策。因为政府只收取平均数额，而不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赋税。所以当百姓收成差时，赋税便显得沉重，百姓不得不典妻鬻子来支付赋税；收成好时，百姓有多余的粮食，政府却只取一点点，这完全没有必要。既然贡法这般不行，夏朝为什么还要施行呢？其实，贡法名义上是缴纳赋税，其本质实际上是被征服之族向征服之族缴纳贡奉的一种制度。设使我征服了你，那我便要求你向我每年缴纳财物，对于你的死活我又何须在意？

国与野的本质，其实也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区别。国人享有教育、从军、从政等等权力，而野人则只能从事于农业，终身受统治、管辖。国人是最初的征服之族，他们择山势险阻之地，筑城而居，此举是为了减少“被征服之族”对他们的威胁；野人是被征服之族，他们分布在都城的周围垦荒务农，如众星拱月般受国人的统治。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孟子

儒家向来提倡回到古之大同社会。孟子提出在野实施九一之赋，这是井田制的税法。九一代表九份抽一，因为井田分成九份，八份私田，一份公田。九一之赋抽的就是中间的那份公田的粮食。但国中的什一之税，却非井田之赋。故而国与野所行的土地制度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国人与野人的区别

国人与野人，是存在差异的。首先，是从政的权力。《国语》记载，周厉王暴虐无道，于是“国人谤（指责）王”。厉王便“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后三年，国人起而反抗，将厉王流放；公元前638年，泓水之战后宋军大败，于是“国人皆咎公”。这些记载说明，国人对于政治是及其敏感的，因为他们与整个国家是利益共同体，自然不允许政治出现混乱，若是换做野人，恐怕只会留下一句“逝将去女，适彼乐国”后拂袖而去。

在职业上，国人与野人也有很大的区别。古代将职业划分成士农工商四类。《管子·匡君小匡 》中说，管仲劝齐桓公改制：“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叁（三）其国而伍（五）其鄙。”国是指都城，这个无需赘言；鄙则是指野。

管仲将国划分成了二十一个乡：六个工商之乡与十五个士农之乡。然后“公（齐桓公）帅十一乡（六个工商乡与五个士农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此为叁国。对应叁国而制三军：“五乡一帅 ，故万人为一军 ，五乡之帅帅之。”所以彼时从军的权力是被国人所垄断的，从军即意味着从政。其实古代本是没有特立的军队的，读过古籍的人常说：古代是寓兵于农的。而先秦时期的寓兵于农，乃是指教导普通农民将农具当做兵器，这种模式类似与乡下保卫团。（详见《六韬·龙韬·农器》）

管仲虽然将“国”划分成了二十一乡，但“鄙”却并没有明显的职业划分：他将“鄙”分为五属，建立邑、卒、乡、县、属等组织，由五属大夫治理。为什么野鄙不像都城一样按照百姓所从事的职业划分？因为鄙内的野人全部都是从事于农业的，即无职业之分，又何须分类而治？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野人只有缴纳赋税与被统治的命运。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孟子

野人是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这是阶级的垄断。即便是到了春秋时期，依旧还是“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周礼·地官司徒·叙官》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这句话的意思是，建国后营造都城时，首先便要明确的划分出国与野的界限。此足见阶级划分在当时统治者的心中有多重要。

国野界限的消失

国野制主要流行于西周、春秋时期，到了战国时代却又变了。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屈原《卜居》

战国时代的记载，对于国野已经不再细分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一下几点：

一、农业经济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开始兴起。华夏大地上的子民们，继承和发展了先人的青铜冶炼技术，并加以改造。彼时，铸铁冶炼技术与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使得铁制农具被广泛的运用。生产力因此而逐渐提高，曾经需要聚集在一起耕种的模式已经不需要存在，井田制也随之瓦解。

铁制农具兴起后，家庭的概念产生了，村社渐渐消失。在野的农民们与各地的来往也越来越密，有的甚至搬到国内居住，故而国和野的界限也因此而变得模糊起来。

二、变法时代的来临

战国时期先后掀起了几次变法大潮，曾经的世卿世禄制被打破。底层士子开始活跃的出现在各地。为了图存，各国国君不惜启用下层人民来做出改变，渐渐的，这种礼贤下士之风竟然成为主流。阶级垄断被一点一点的敲碎，布衣卿相随处可见。

改革变法带动着奴隶制的崩溃，当一种制度崩溃后，另一种孕育中的制度自然要重新编排人们的阶级，因此在野之人也有了更多的机会。

三、军事扩张的需要

战国时期的战争愈演愈烈，从军的人源问题也迫使各国不得不启用在野之人。西周末年，周宣王败给姜戎，于是他“料民于太原”，想要重整旗鼓。可见，随着战争的全面展开，野人从军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秦国商鞅变法后，国家鼓励耕战，这种从军的机会也因此被扩张到了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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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周礼》；

【2】《管子》；

【3】《孟子》；

【4】《国语》；

【5】《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