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之一：赋役制度的改革

一个完善的赋役制度，是古代封建王朝能够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之一。“赋”即赋税，“役”即徭役。前者提供财力支持，后者续以人力辅助。两者结合，统治阶级才得以屹立不倒，并拥有足够的力量去控制整个庞大的帝国。

Δ明王朝疆域：宣德八年

明王朝发展到后期时，随着政治慢慢趋向于腐败，赋役制度里的漏洞也被无限的放大。社会上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朝廷国库的巨大财政亏空、以及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现象等等问题，都迫使着当朝者对赋役制度作出适当的改革。于是，万历年间，在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主导下，明朝进行了一系列的赋役改革。

改革前的赋税制度

自唐朝杨炎发明两税法以来，中国的赋税制度一直沿袭至明代而不改。所谓两税，乃是指夏税与秋粮两种。明王朝规定，夏税的缴纳日期截止于该年八月，而秋粮则截止于次年的二月。关于赋税制度，有几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 其一，百姓们交税交的是什么东西？

要知道，我们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物华天宝、奇珍异兽，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没有？可是，因为种种的原因，朝廷在收税的物品上与小农百姓出现了矛盾：

对普通的小农百姓而言，如果缴纳赋税时朝廷收取的是他们的土产，那自然是方便的；但若是朝廷收取赋税时，命令百姓缴纳的是钱钞银绢等物，那就麻烦了：这些升斗小民们不得不用地里长出来的粮食，去找商人们换取能够缴纳赋税的财物，这样一来便给了商人们压低粮价的机会。比如，农民以前交税交的是粮食，那么每年他只需将该年收成的百分之十上缴朝廷就行了；可现在农民要交银子当赋税，通过商人的暗中操作价格，他便要花每年收成的百分之十五来换取银子以缴纳赋税。

对朝廷而言，如果农民们缴纳的是他们的土特产，那就让人头疼了。

首先，因为粮食一类的税收体积过大，故而朝廷在收税时的流程极为复杂，而且还需要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才能进行。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与繁琐的流程都可能导致贪腐的诞生；其次，随着时间的发展，明王朝的粮食储备已经达到了溢满的程度，即所谓的“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在这个条件下，除了对粮食格外需求的边疆等地，其余的地区收取粮食则有如鸡肋一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了；再有，粮食运转的过程极为不便。明英宗正统年间就有人上奏说：“（运粮途中）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可见，官府收购来的粮食，往往因为路费的问题而不得已贱卖给当地的商人。这亦是明王朝不想收取土产的原因。

正是因为上述的矛盾，所以明朝的税收政策常常有所变动。

在明太祖洪武九年，朝廷下令：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但官府也不得不顾及农民的利益，所以在这个政策的基础上，朝廷亦下命令：农民愿意缴纳谷物当赋税的，也可以。在笔者看来，这条政策的实质意义是，朝廷仍允许大部分地区缴纳粮食谷物当做赋税；但对于一小部分上缴的全是没用土特产的地区，则令其以银、钞、钱、绢代输。

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
——《明史·食货志二》

可惜的是，洪武九年的这条政策并没有称多久。据《明史》之记载，“洪武十七年，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可见，这条政策已经名存实亡。

等过了几年，户部侍郎勘察了各地粮仓储备，又重新下达了除“北方诸布政司需粮饷边”外，其余地区只收取“折色”的命令。（明史载：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

概而言之，关于该向百姓收取什么样的物品以当赋税的问题，在张居正改革前一直没有定论。

Δ张居正画像

• 其二，赋税不实的问题。

明朝的赋税，存在着严重不实的问题。早在建国之初，官府核查田地时，便有大部富户将田产寄于别处，以逃脱赋税与徭役。时人谓之为“铁脚诡寄”。

到了明中后期，朝廷收取赋税时，还是以明初核查的土地为依据。这就很可笑了，民间的田地几经易手而无记载，早就分辨不清土地的主人是谁了；而曾经的那些不用交纳粮食的土地，低洼、盐碱、受灾无法产粮的土地，主人迁徙导致荒废的土地等等，却依旧被算入了纳税的队伍中。这些多出来的赋税从哪里来？全部都被摊派给了那些无权无势的小民。

Δ明朝记录土地的鱼鳞图册

隆、万之世，增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
——《明史·食货志》

小民们的生活艰难，纷纷依附于当地的豪强大族，于是土地兼并之势愈演愈烈；而地主豪强们拥有了更多的土地，也就等于拥有了更多的势力与免粮逃税的特权，朝廷能收取的赋税也就越少；为了扭转财政亏空，朝廷又只能从一些小民身上索取，从而又导致了更多的小民逃离，这简直就是一个死循环。

小民们虽然失去了自己的田地，却再也不用担惊受怕的防备催税的官员，而且依附于当地豪强，对生活亦有所保障。故而当时的贫农们甚至会主动去地主家里乞求收留。

• 其三，拖欠赋税的问题。

民间拖欠赋税，一直是明朝最头痛的问题。有权有势的地主们，根本不怕官府的催粮，因为他们知道，地方官是无法与像他一样千千万万个拖欠赋税的人相抗衡的。地主们只是一直拖着，拖到朝廷的各种免税恩典、各种免粮特权下来。例如穆宗皇帝即位时就下令：免明年天下田赋之半，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逋赋......

Δ明穆宗画像

地主们如此，而追粮的官员们，又是因循守旧，不愿与地方上的势力撕破脸皮。如此，拖税欠税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故在《明史·食货志》中所引的奏章中，有很多地方受困于“逋租”的记载。此亦从侧面证明明朝拖欠赋税的问题之严重。

改革前的徭役制度

按明王朝的制度规定，凡是年满十六的男丁，便要开始受朝廷的征召，被摊派赋役了。（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

我国古代计算岁数的方法可不跟我们现在一样，古代的婴儿出生便是一岁，计算年龄也是按虚岁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计算年龄的方法，一个男子在他十五岁的那一年就要为朝廷做苦力了。

明朝的徭役，有力差，有银差。力差就是自己去接受官府摊派的徭役，而银差则是让户主出银子以雇人来应役。从另一角度来说，徭役又分为里甲、均瑶与杂泛。

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
——《明史·食货志》

里甲本是一种基层组织，明朝将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选一里中丁粮旺盛的十户为长，其余的一百户分为十甲。里有里长，甲有甲首。每年由一甲承担徭役，十年一轮，重新再次分派，这是里甲的规矩。（均瑶则是按户分派，而非论里甲）

明王朝的徭役是有缺陷的。比如里甲，每十年编排一次，或许十年前某户曾是富户，于是便承担了比较重的徭役，可这户人难免不会出现什么天灾人祸，但这却并不能减轻他所受的徭役。

隆庆年间，江西巡抚上疏《差役疏》，力陈均瑶之弊端六，这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献。疏中称：“（丁粮）多则派银少而徭轻，少则派银数多而役重”。这便说明了明中后期摊派赋役时并不公平，而是“放大户而勾单小”，平民百姓永远是被欺压的对象。

这位巡抚在论及里甲之役时亦说：“积十年之费以待一年之输，是以一年当差，即九年未得苏息，而倾家荡产者相比也。”的确，虽然里甲之役之用承担一年，但往往这一年就是应役者典妻鬻子的时候。

明朝中后期的赋役改革

上文简单介绍了明王朝的赋役制度，现在便来谈谈明中后期的赋役改革。这一场改革是在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主持下展开的。值得一提的是，居正并不是改革方法的创始者，他只是借用了前辈的经验，然后将其推行至全国罢了。

居正上台之后，并没有急着做出变化，他首先是追缴拖欠的赋税。上文说过，明代拖欠赋税的问题极为严重，这里面有很大的原因是官员们的不作为。而张居正针对这一现象，发明了考成法，以鞭策官员办事。在笔者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对考成法作出了很多的解释。总而言之，考成法即以居正为代表的内阁，根据手里的办事薄控制六科；六科是朝廷的监督机构，它又可以监督六部；而六部控制着天下衙门百司。

考成法使内阁从另一种意义上控制了全国的衙门官员，这样一来，追缴往年赋税，施行改革便轻而易举了。有了这一保障，张居正开始施行一条鞭（编）法与丈量土地。

丈量土地是对赋税制度而言的。前文说过，明代收取赋税时还是依据明初所查核的土地，赋税来源根本与实际不符，因而丈量土地就被提上了日程。据《明史纪事本末》所言：“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想要解决这一现象，则必须对全国的土地进行系统性的丈量。这一命令自万历六年发出，直至万历九年丈量完毕，测得全国共有7013976顷田地，比弘治皇帝时多了三百万顷。（五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

值得一提的是，丈量全国土地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一些丈量的官员，竟强制性的将百姓的田地夸大以邀功。即便如此，丈量土地还是利大于弊的。

Δ万历皇帝画像

一条鞭法，又名条编法，是明代赋役制度的一次开创性改革的成果。一条鞭法是在万历九年被推行至全国的，许多人便以为它是在此时才完全生效，其实不然，一条鞭法经历了产生、发展乃至成熟几个阶段。

什么是一条鞭法？根据明史所言大概有如下几点：

• 赋役合并，只收银子：无论是赋税还是徭役，都一律让百姓缴纳银子。缴纳后，则由官府分配，有需要人手的，官府直接用收到的钱雇人来做事。如此，既消灭了受雇人欺压雇主的现象，又便于统一管理。

• 所有缴纳的赋税都并为一条，以州县为一单位，按田亩计算：无论是额办、派办、京库岁需、土贡方物等等都并为一条，并且“计亩徵银”，这便是一条鞭的得名。

• 赋役由官府直接收取：以前收取赋税的流程十分繁杂，需要粮长、里长来辅助。一条鞭法将百姓的赋税并为一条并直接缴纳银子，这大大的简便了收取赋税的过程，官府直接就够完成。

Δ张居正影视形象

一条鞭法早在嘉靖年间，就曾在江南、广东一带实验性的施行；到万历四年，张居正先是将一条鞭法推及到湖广地区，最后才推及全国。

结语：

一条鞭法是划时代的改革成果，但它也有它的局限性。须知张居正改革主要的着手点是国家的利益，所以一条鞭法的推行其实明王朝才是最大的受益人。政治清明时，即便是没有一条鞭法，百姓亦可以活的有声有色；而政治腐败时，就算是有一条鞭法，人民的负担依旧非常沉重。所以，一条鞭法其实并不能改变赋役沉重的事实。

参考文献：

【1】《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

【2】《张居正传》朱东润；

【3】《万历十五年》黄仁宇；

【4】《明史》张廷玉等；

【5】《中国断代史系列·明史》南炳文 汤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