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丽 | 20世纪初中韩士人的“排满”思想——以章太炎和郑乔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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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汉学研究》（台湾）第37卷第3期，2019年

摘要：20世纪初，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下，明清鼎革后形成的“排满”记忆与观念成为章太炎、郑乔等中韩知识分子共同指向的思想资源。章、郑不仅以明史书籍为纽带有所交往，二者“排满”思想的暗合更在章氏《訄书》初刻本《帝韩》篇达到顶峰，该篇强调尊朝鲜、黜清朝，实乃章氏为早年的改良主张所作的最后理论补充，其后章氏转向革命立场，《帝韩》篇亦遭到删除。事实上，由于两国具体国情的差异，双方虽同样标举“排满”，内里的动机与目的却完全不同。郑乔等韩国近代知识分子是以“排满”思想来排清、排日，寻求国家的独立自主；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清末民初革命党人则旨在发动“排满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以汉族为主，甚至涵摄朝鲜在内的“中华民国”。他们基于不同的历史境况做出了各自的选择，这也标示着中、韩在近代以来的不同发展道路。

关键词：中韩“排满”思想；章太炎；郑乔

近年来，伴随“东亚”“亚洲”热的兴起，学者们围绕朝鲜王朝的尊周思明和“小中华”意识及其在近代的继承与发展，进行了相当深入细致地探讨，其间亦涌现出不少精湛的学术专著。〔例如，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一书系统梳理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思想、“小中华意识”的形成渊源及其在史书撰写、暦法正朔、祠庙祭祀等诸多方面的种种表现；王元周《小中华意识的嬗变——近代中韩关系的思想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集中探讨了朝鲜“小中华意识”在近代以来的表现与嬗变。相关著作还可参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王鑫磊《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等等。又，朝鲜高宗于1897年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而在本文主要探讨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段，“朝鲜”与“韩国”的说法并行于世。鉴于行文的统一，文章标题采用“韩”字，正文中依据具体语境，也使用“朝鲜”。〕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与中国清末民初的“排满革命”之间有着某种隐秘而值得重视的关联，〔关于清末民初的“排满革命”，相关论著可参考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美)路康乐（Edward J.M.Rhoads：《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相关论文参见刘大年：《评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页310-324；章开沅，《“排满”与民族运动》，《近代史研究》1981.3:72-93；章开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社会科学研究》1996.5:93-99；杨定名，《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排满”口号》，《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2:70-76；（日）石川祯浩，《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清史研究》2005.4:51-62;瞿骏,《歧义与多义——清末“排满”立论与接受的再考察》，《史林》2015.6:122-134；等等。此外，还有诸多个案研究，如李润苍《试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1981.3:256-285；张玉法《晚清的民族主义（1895-1911）——以章炳麟为中心的观察》，《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1-21；李帆《西方近代民族观念和“华夷之辨”的交汇：再论刘师培对拉克伯里“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接受与阐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66-72等。此类著述数量繁多，恕不逐一罗列。〕特别是二者在“排满”观念上的一致性，似乎鲜为学界所重视，亦未见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的先例。〔王元周《小中华意识的嬗变——近代中韩关系的思想史研究》和杨天石《中韩爱国志士的早期联系》（《史学月刊》2007.3:51-58）文中曾零星提到过李承熙、申圭植等朝鲜士人对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权的支持态度，但均未针对二者“排满”观念的契合展开细致分析。〕与此同时，章太炎和郑乔不仅分别是当时中韩排满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相似的社会活动经历和交游往来，鉴于此，本文拟以章太炎和郑乔为线索，对20世纪初中韩两国知识分子的“排满”思想展开初步讨论，并藉以管窥“排满”思想在两国，特别是韩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意义。

一、由几本韩国明史书籍说起：“排满”之时代背景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载：“自光绪末造，种族革命之说兴。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遂至酿成宣统辛亥之变，而清社易屋。论者遂谓种族之见创自泰西，流被东瀛，四十年内，其说盛行于时。不知此种心理，其渊源早发见于三四百年以前，是当时之人，早已有此心理。其与近世相应者，盖亦有故。我朝入关之后，禁忌各书，检查毁灭尤甚严，难保无流入东瀛者。东瀛得以因之鼓荡中国人心，助成其事。”其中提到清代末期，关涉明末清初历史的“禁忌各书”自东邻日本回流入中国，革命党人借之鼓动人心，倡导反满。回溯历史，征诸革命党人本身，排满斗士章太炎即曾言：“惟明代之史，则以有清一代之删改，已多脱漏。日本与中国毗邻，历史之真本之不能存留于中国而流入日本者甚多，倘日本能以此种材料供给中国人，极所欢迎”。这段文字出自章氏1924年致日人朝冈继之信，此时他正致力于明末清初历史的研究，言语间流露出欲求相关书籍于日本之期望。由刘、章二氏之论可以发现，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界对“禁忌各书”由日本发源似有较为一致的认识与关注。不过，王汎森在《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中指出，当时仍有不少“残明文献”是道、咸以来逐渐复出的本土收藏物，此论诚然不错，但刘、章所指向的海外求书作为“排满革命”及其余波的重要国际因素，仍值得我们予以特别关注。

实际上，在日本之外，当时还有从韩国流入的“舶来文献”。章太炎即曾参与其事。章太炎（1868-1936）作为中国近代的重要革命家与学问家，自谓少时读蒋良骐《东华录》即蒙仇满之念，视清朝亡明为夷夏失防之大祸，因之十分留心明季史料，热衷表彰明遗民，甚至提出撰写《后明史》的构想。由此，搜集明史相关资料便成为章氏的一项重要工作。1906年6月末，章氏在“苏报案”期满释放后，由中国同盟会护送东渡日本，之后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进行讲学等教授活动。据当时听课弟子朱希祖1934年2月8日回忆：“朝鲜人郑乔所撰南明纲□五卷。余于二十七年前留学日本时已在吾师章太炎先生处见之，时初出版，著者所寄赠也。”〔（朝鲜）郑乔，《南明纲目》，《域外所见中国古史研究资料汇编朝鲜汉籍篇史编史传类》（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第17册，朱希祖跋见该书卷末页590。但该跋文不见于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南明纲□”即《南明纲目》，故知章太炎曾于1908年旅日期间收到郑乔所著《南明纲目》初刊本一部。郑乔（1856-1925）〔韩国学界关于郑乔的研究，可参考金恩珠，《鄭喬 政治活動 政治改革論》，《韓國思想史學》11(1998)：291-349；,《鄭喬 》，《史叢》70（2010.3.30）：29-58; ,《郑乔 》,《韓國史研究》165（2014.6）：185-224；，《 (箕子) ——〈(大東歷史)〉 》，《》65（2018.7）：207-240；等等。此外亦有史学史专著中涉及者，如申滢植编《韩国史学史》第二部分第二章《〈大韩季年史〉》（首尔：三英社，1999），页287-297；朴仁镐著，全莹、金锦子、郑经日译，《韩国史学史》（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12），页102。〕，字友向，号秋人。作为处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交替时期的知识分子，郑氏接受了朝鲜传统的儒学和朱子学教育，又受到东渐而来的西学之熏陶与影响，是一位颇具革新意识的儒学者和爱国启蒙运动家，生平撰有《南明纲目》《大东历史》《大韩季年史》等著述。郑氏曾于1894年（朝鲜高宗31年）担任宫内府主事、水原判官、长渊郡守等职，但不久即辞官。1896年，他参加由徐载弼等创立的独立协会，担任书记、提议、司法委员等职，积极投身独立运动，抨击时政弊病。1898年12月，郑氏组织参加万民共同会后被捕入狱，经释放后避难于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培材学堂，直至1904年1月，才重新参与政治、社会活动。1905年10月，他在内部大臣李址镕的推荐下被任命为济州郡守，而实际未到任，1906年1月担任学部参书官，同年12月任谷山郡守，赴任百余日后即辞归。根据郑氏《南明纲目》自序之落款时间“岁在柔兆敦牂之临月既望”，即阴历丙午年十二月十六日，阳历1907年1月29日，可知《南明纲目》大致成书于谷山任职期间。其后该书初刊于1908年汉城普文社，而据前引朱希祖所言“二十七年前”则为1907年，与该书出版时间存在出入，此或朱氏追忆之。〔据普文社刊本该书卷末所附张志暎跋落款“岁在戊申小春之望海左张志暎端拜谨跋”,知其刊行于“戊申”1908年。又，汤志钧在《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中考证，章氏旅日讲学事在1908年，且言朱希祖在《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中亦曾将“戊申”误作“丁未”。见该书上册，页167-168。以上张志暎跋文之“戊申”或可作汤氏之旁证。此外，除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之著录及金恩珠论文外，韩国奎章阁藏书阁及朴仁镐撰《韩国史学史》等诸多韩国论著均将《南明纲目》刊行时间书作1907年，误。〕具体而言，《南明纲目》乃是纲目体南明史书，全书凡五卷,记事起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终永历十六年（1662），书中特重华夷之辨，大书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年号，以南明为正统，黜清朝为僭伪，郑乔亦自言“书满洲，即朱紫阳不书契丹，改其国号辽之义也”，表现出强烈的尊明贬清色彩。众所周知，朝鲜高宗早在1897年业已称帝改元，建立“大韩帝国”，而郑氏于1907年仍著书崇明贬清，这固然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但从中仍可见其对大明王朝之眷恋与追怀。然而，郑、章赠书这一细节长久为人所忽视，事实上，透过该细节可以发现，他们二人对明史、特别是对明末清初历史及排满反清的共同关注，无疑是促成彼此交往的重要因素。

无独有偶，革命党人的另一重要成员张继也与韩国儒学士人产生了联系。张继（1882-1947），字溥泉，早年曾留学日本，与章太炎、邹容等过从甚密，后来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宣传革命，鼓动反清，中华民国成立后历任要职，晚年曾参与并主导国史馆的筹备与创建工作。据蒋逸雪和李光涛的相关记述，张继早年留学日本期间，途经朝鲜，结识了朝鲜士人俞镇泰，其后他于20年代末向俞氏致信搜求“关系明清大事”之书籍，对方赠以《宣庙中兴志》和《皇明陪臣传》。〔参见蒋逸雪，《校注朝鲜〈宣庙中兴志后记——三百年前中韩合兵败倭之光荣史〉》，《新中华》复刊2.1（1944）：135-143；李光涛，《记朝鲜〈宣庙中兴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2（1950.7）:297-302；李光涛，《明季朝鲜“倭祸”与“中原奸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6（1955.6）:315-334。〕前者约撰于朝鲜王朝英祖时期（1724-1776年在位），乃记16世纪末壬辰战争的编年体史书，后者是英祖、正祖（1776-1800年在位）时期重臣黄景源（1709-1787）所撰，记述“丙子胡乱”〔后金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朝鲜仁祖十四年，1636）十二月，皇太极率领满洲军队发动对朝鲜的第二次战争，次年正月朝鲜兵败投降，因朝鲜视清为夷狄、胡虏，故其史书称此次战争为“丙子胡乱”。〕期间朝鲜抗清死难诸臣事迹，因当时朝鲜为明朝属国，故称“陪臣”。两书所记载的明朝对朝鲜的“再造藩邦”之恩以及朝鲜之被迫降清，均可谓关系明清历史之大关节，且都带有浓重的尊明反清色彩。然而，张继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并非专门研究历史的学问家，此时亦尚未参与国史馆事务，他关注明清历史，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受晚清“排满革命”之刺激与洗礼，导致当时社会出现了一股搜读明季文献的风潮，加之张继本人华夷观浓厚而排满之念甚重，由此更加积极搜求明清史事相关书籍，至于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后仍不已。〔易劲鸿,“张继与辛亥革命”（湖南师范大学近现代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对张继反满意识的形成有较详细的论述，如沧州张氏家族在清初罹难之烈、受明末孙承宗抗清事迹之影响等，页6。此外，张氏在1940年代主持国史馆期间，所拟整理中国历史的几条原则，其言：“一，本诸春秋大义，内中华，而外夷狄。二，本诸顾亭林、章太炎史学精神，宋明之亡，直书为中国亡。三，北魏北周辽金元清之史，列于正史之外，只可于事实上认为闰史，明江南邓元锡著《函史》，不列辽金元，是谓良史。……六，本《春秋》，夷狄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中国而进于夷狄者，则夷狄之。（如朝鲜、安南乃以夷狄而进于中国者，刘豫、张邦昌、汪兆铭则以中国而进于夷狄矣。”可知其华夷观之浓厚，见《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辑》第24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十日”条，页146。〕

可以看出，与前述被复活的“残明文献”不同，《南明纲目》《宣庙中兴志》和《皇明陪臣传》这些来自异域的史书并非由明末清初的中国人撰写，而是由朝鲜王朝士人写就，且多撰成于明亡之后的清朝时期，然而，它们与“残明文献”一样带有浓厚的反满色彩。此种“排满”论调使20世纪初的中韩知识分子实现了精神共鸣。事实上，除郑乔、俞镇泰外，当时许多朝鲜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党人在排满问题上多有契合。例如，韩国爱国志士申圭植流亡中国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勉励黄兴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儒学者李承熙听到清王朝被推翻后为之振奋。故而，章太炎与郑乔、张继与俞镇泰等的交往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与朝鲜士人相互交往的典型事例。

从更宏观的角度说，20世纪初正值清末民初时事动荡之际，面对国势阽危的局面，中国国内知识界为实现救亡图存而进行了维新变法、“排满”革命等诸多探索与实践。而此时的大韩帝国亦处于内部社会矛盾激化，外部列强欺凌、日本侵吞的危局之中。因此，韩国国内的有识之士一方面积极针砭朝廷弊政，另一方面通过开展爱国启蒙运动、培养实力运动，力图摆脱列强侵夺，恢复国权，实现韩民族的独立自主。相似的国家境遇和共同的救国要求，使得彼时中韩两国知识分子多有来往，特别是章太炎、张继等中国革命党人与韩国儒学者同样具有华夷之辨、尊明贬清的思想基础，且倡言亚洲互助抵抗西方侵略，因此他们与朝鲜士人的往来就成为时代造就之产物。特别是1907年，章太炎、张继在日本组织亚洲和亲会，广泛联合印度、朝鲜等国爱国志士，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笔者推测，章氏或在此时直接或间接结识了朝鲜人郑乔。〔参见朱务本，《亚洲和亲会的作用、局限及其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3:55-60。关于参加亚洲和亲会的朝鲜代表，由于史无明文，郑乔是否亲自参与不得而知。又，杨天石《中韩爱国志士的早期联系》一文根据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卷3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三月条，指出朝鲜代表有当时在日留学的赵素昂，但查汤氏《年谱》并无赵氏参与之记录，且韩国学者赵万济所著《赵素昂先生略传》（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编，《韩国研究》第4辑，杭州：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2000）亦无相关记录，杨文疑误。〕

由此，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华夷之辨、排清尊明成为章太炎、郑乔等中韩知识分子共同指向的思想资源，但因为彼此国情不同，当时中韩士人的“排满”思想仍存差异，探讨二者的异同对于我们深入研究两国的不同发展道路颇有裨益。

二、“排满”之共性：《帝韩》篇在《訄书》中的存废及其思想意涵

明清鼎革之后，由于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受传统儒家华夷观的影响，无论在清朝还是朝鲜王朝，皆存在或明或暗的反清排满浪潮。清朝定鼎之初，南明政权的奋起抵抗，三藩之乱的爆发及曾静、吕留良案等文字狱的接连出现，都是国内反满情绪的重要表现。随着康雍乾时期清朝统治的日益巩固及其文化高压政策，清朝内部的反清浪潮与活动逐渐转为暗流，直至道、咸以后，官方文网管控渐弛，而国事日益衰微，“记忆与挫折的经验相加，才能将历史的记忆转译成现实的华夷种族意识”，加之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刺激，最终演变为清末革命党人声势浩大的排满运动。在此背景下，章太炎、黄节、邓实等革命党人和南社成员，除积极寻访和刊刻涉及明清鼎革的相关史书外，还通过对元明革命、太平天国运动的“民族主义想象”〔刘浦江，《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中国史研究》2014.3：79-100；《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近代史研究》2014.2：84-99。文章指出，无论是元明革命还是太平天国运动，都没有太多的民族革命内涵，清末民初排满的时代氛围，使二者呈现出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对清初明遗民的塑造，如宣扬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说等多种方式〔参见杨启樵，《论全谢山史学的精髓》，《清史研究》1994.2:105-108。文中写道：“清末，为了革命，淬厉民族思想，《鲒埼亭集》曾经被用作宣传工具，强调他“褒奖气节”，此乃时代使然”，力辩全祖望只是表彰忠义，并无反清意图；另可参陈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附录《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说平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页263-276。〕，力图激扬民族主义，鼓动反满情绪。

章太炎作为清末“排满革命”中最突出的反满斗士之一，在《民报》《国粹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诸如《讨满洲檄》《排满平议》《正仇满论》等大量排满言论，倡导“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虏酋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膻，建立民国，家给人寿，四裔来享”等反满主张，对此，前辈学者讨论已多，兹不赘。然而吊诡的是，即使在民国肇基以后，章氏仍不时流露出“排满”之情绪。此处仅举一例以窥其豹。1927年，章太炎撰写了一篇题为《张督师祠记》的短文，文中提到“余杭仓前有张老相公祠，传为潮神，云以夏正三月六日生……顾不知张老相公何神也”，其后又言“民国十五年春，过南屏山，谒明督师兵部尚书沧水张公墓。问督师支族尝有来墓祭者乎？答言岁岁有之，其谒墓常以三月六日”。于是，章氏依据传说中“张老相公”的生日与明末抗清将领张煌言（号苍水）的祭拜日期均为三月初六，从而判定“张老相公”即张煌言，并指出这是明遗民迫于清朝的政治淫威所用之托名。〔朱维铮编校，《章太炎全集》第五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页340-341。包括章氏对“张老相公”的误判在内，结合“排满革命”中对元明革命、太平天国运动的民族主义想象，对全祖望民族气节的认定等，可以发现，清末民初革命党人在进行“排满”宣传时，对历史事实的判断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歪曲或误解，也对相关研究工作的展开造成了一些干扰。因此，今人在看待当时“排满”人士有关历史问题的叙述时务需谨慎小心。〕章氏的这一说法恐怕并不可靠。据今人朱海滨研究，有关“张老相公”的传说与崇祀，早在北宋时就已存在，其风俗历经元、明、清三代而不衰，且朱氏通过对由宋至清相关史料的详细梳理，考订出“张老相公”乃宋仁宗年间（1022-1063年在位）两浙路转运使张夏，因其治理钱塘江潮患有功，被当地百姓所推崇并建祠纪念，这一故事最终演化为“张老相公”潮神信仰。因此，章太炎将“张老相公”定为张煌言显然是错误的。这当中虽有考证技术上的问题，但章氏潜意识里对“苍水先生”的钦佩与仰慕，无疑是造成他错误联想与判断的重要因素。诚如陈永明所论，张煌言的抗清事业与“英雄事迹——特别是被执后坚持“临难毋苟免”的勇气——却在其身后经由他的遗集和遗民友人的笔录而得以代代相传，成为后世对明、清鼎革时期的重要历史记忆”。于是在清末的“排满”浪潮中，革命党人积极运用此种历史资源，乘势刻印《张苍水集》，黄节撰成《张煌言传》，借其反清壮举宣扬反满。对生处同乡的章太炎来说，有关苍水先生的生平事迹更是耳濡目染，感受深切，从而对张煌言推崇备至，最终效仿张氏走向“排满革命”之路。章太炎弟子钱玄同为其所作挽联云：“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可谓深得乃师排满之斗志与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章氏的《张督师祠记》和前述张继东国求书之事，皆为民国成立后之言行，但由章氏对“苍水先生”的执著景仰，张继对南明史事之孜孜搜求，不难想见清末革命运动中排满情绪之强烈。因此，虽说“五族共和”下的中华民国已无“排满”之法理依据，但“排满”作为一种“不合时宜”的文化背景与历史认识，俨然已渗透至革命党人的思想深处，并未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稍减。

与章太炎同时代的朝鲜人郑乔，尽管生活地域不同，却同样带有浓重的排清意识。19世纪中后期，清政府加强了对于朝鲜的控制，郑乔在《大韩季年史》中曾专门载录此一现象：“是时清将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等，驻屯于京城内，其兵为数百人，施其威势……预我内政为甚”，言语间流露出其对清朝之排斥与嫌恶态度。郑氏的排清意识在所撰《南明纲目》中有更直接的体现。他在该书自序中写道：“爱新觉罗氏以女真之遗种，窃据支那之全幅，冠履倒置，腥膻弥满殆三百年”，从种族视角出发，将清人视作夷狄，对其窃据华夏给予了无情抨击；另一方面则高度赞扬了南明抗清人士：“若朗读史道邻、高英吾之书疏，黄道周、张国维之诗词，忠愤痛哭之声，发于褚墨之表，凛凛义烈，千载犹生”。此外，书中凡例云：“大书南明揭南都之中兴也，继书圣安皇帝弘光元年，尊正统也，分注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二年，黜僭伪也。”明确将南明政权视为正统，而黜清朝为僭伪。郑氏在本书中还写道：“福临以满洲之丑虏，侵犯中国，涂炭生灵，戕害共主，僭称大号，罪浮于晋之刘聪、宋之完颜，故称主书卒，所以扶三纲立人极、扶阳抑阴之大义也。”郑氏的这种强烈的排清意识实则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朝鲜王朝历史上的尊周思明思想。朝鲜王朝自建立初期，即与明朝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宗藩关系和频繁的政治经济往来，特别是朝鲜王朝后期壬辰战争（1592年）爆发，万历皇帝出师援助才使八道江山免于覆亡之祸，由此，朝鲜王朝对明王朝字小之恩十分感激。明朝灭亡后，基于传统的华夷观和对明朝“再造藩邦”的感恩，以及清军两度兵临城下的屈辱记忆，朝鲜王朝呈现出强烈的尊明贬清情绪，表面上维持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实则在文化心态上一直视清为夷狄，同时为感佩明朝恩德，在明亡后长期坚持尊周思明理念，朝鲜孝宗（1649-1659年在位）与大臣宋时烈（1607-1689）乃至以“尊王攘夷”为旗号，大倡“北伐论”，欲为明朝复仇。伴随尊周思明而产生了视朝鲜为明朝继承者的“小中华”意识。朝鲜“小中华”思想尤其强调种族因素，只认同汉族政权具有中华正统，非汉族的王朝皆被斥为夷狄，他们认为在中华世界体系中，唯有朝鲜实现了由“夷”到“华”的转变。因此，明朝灭亡后，清朝被朝鲜人视作夷狄，朝鲜自身则成为中华之余脉。〔详参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页418-423。韩文论著可参考許太榕，《17~18中華繼承意識 正統論 》，《震檀學報》103（2007）：59-85；《英正朝代中華繼承意識 宋明 》，《朝鮮時代史學報》42（2007）：237-269。〕这种“小中华”意识在朝鲜英祖、正祖时期日益强化，并延续至朝鲜王朝末期。在尊周思明的时代氛围下，朝鲜王朝涌现出众多官私明史书籍，如正祖御撰《明纪提挈》、李玄锡《明史纲目》、南有容《明书纂要正纲》、黄景源《南明书》等，这些史书无不奉南明正朔，否定清朝的正统地位，其中以赵彻永所撰《续明史》反清最为激烈，全书“凡系清字悉改以奴”，言语近乎谩骂，攻击清朝不遗余力。处于朝鲜王朝末期的郑乔继承了传统的尊明贬清意识，在《南明纲目》中重申此义，故与极力宣扬“排满”的章太炎等清末革命党人在思想上形成了交集。

更为重要的是，章、郑二人在“排满”问题上的契合，在章太炎首部自选集《訄书》初刻本的《帝韩》篇中达到了顶峰。清朝自入主中原后，碍于明清之际正统归属之纠葛，从未承认南明隆武、永历政权的合法地位，无论在清代官修《明史》《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抑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均未大书永历年号，〔参见何冠彪，《清高宗对南明历史地位的处理》，《新史学》7.1（1996.3）:1-27；何冠彪：《清高宗〈发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的编纂与重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0.3(1999.9):671-697；秦丽：《〈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考论》，《史学史研究》2015.4:109-118。〕而章氏在《帝韩》篇特别标举永历纪年，径书“自永历丧亡以至庚子，二百三十有九年”，足见其追念明朝、感慨“中夏亡国 ”之意。又，永历皇帝（1646-1662年在位）在1662年被投降清军的吴三桂杀害身亡，其后239年乃庚子1900年，故知《帝韩》篇作于是年。〔此处对《帝韩》篇的具体完成日期稍加说明。章太炎《訄书》初刻本目录后序落款时间为“辛丑后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据朱维铮在《章太炎全集》第三卷前言中考证，此年应为己亥1899年，同时指出《帝韩》篇作为《訄书》初刻本中最晚完成的一篇，实际上其完稿时间已入庚子年，即1900年1月31日之后，并认为《訄书》初版印行不会迟于1900年4月上旬。按此推算，则《帝韩》篇的完成日期大致在1900年2月至4月间。不过，笔者发现了一则材料可将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章太炎在1900年2月23日寄呈弟子钱玄同的信中说：“文集约七八万言，移疏易了。《訄书》亦都计十万言。唯《左传读》稿未编定。要之排比亦易。”（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页103），言下之意，《訄书》初刻本的内容在2月23日前业已完成编定工作，则《帝韩》篇完成时间应在2月1日至23日之间。〕那么，章太炎为何要“帝韩”呢，兹引其原文如次：

或曰：以左衽之未削，息壤之宰割于戎虏，而推孔氏以为素王，则嫌于穷大；无陪无卿，而黎民无所寄。今其言常主，使柱下征藏，秉元以正春王，量其名实，则谁氏寔奉？曰是亦朝鲜也。今夫同陕同族而分其庙社者，烝尝虽异，其相视以为冠带之国，均也。……今视朝鲜，若七雄三国十镇之相视，夫孰能异议？且吾营域攘夺于满洲，璧琮圭璋琥璜之木，不挟四方，而朝鲜犹戴其故主。则其视之非特尔也，乃若中原之民，当苻石、元魏、女真而视江左也。为下民缀游，上统元皇以尸岳渎者，将在是乎？其抑者在腥膻秽德之满洲乎？

章氏此处立论的背景正是明朝灭亡之后中华正统的归属问题，即中华正统是归诸清朝，抑或其他？在本段中，他先以“或曰”的方式抛出问题：有人说，由于华夏大地为夷狄所攘夺而尊孔子作素王似有不妥，因为孔子无陪臣无卿士，百姓无所寄托。章氏接受这一质疑，退而诉诸“常主”即握有实权的君主。次句中“柱下征藏”代指史官，“秉元以正春王”语出《春秋》“王正月”，乃昭示正统之语，即如若让史官来确定名副其实的华夏共主，则应奉朝鲜为正统，其原因在于，朝鲜虽处异域，却与华夏同族，均以儒家文化为指导思想。由此，章太炎明确肯定了朝鲜作为中华继承者的正统地位，与之相应则否定了清朝或满洲的合法性，并将满洲与朝鲜比拟为前秦、元魏之与东晋争正统，从而将朝鲜纳入到中华正统的历史谱系中。随后，章氏高度表彰了朝鲜在明亡后仍尊奉崇祯纪元，及“至今朝鲜有大报坛，祭祀明三后”等举动，进而再次强调“自永历丧亡以至庚子，二百三十有九年，诸夏之常主，自非朝鲜，抑孰有具位者乎？”显然，章氏在尊奉明朝的逻辑前提下，主张明亡后应以朝鲜为正统，此篇以“帝韩”命名，即为表彰朝鲜之正统性，包括1897年朝鲜高宗称帝改元，建立大韩帝国，章氏亦持肯定意见，认为“韩建光武，固已崇矣”。〔朱维铮编校，《章太炎全集》第三册，页78。王元周在〈认识他者与反观自我：近代中国人的韩国认识〉（《近代史研究》2007.2：61-79）一文中指出，1897年朝鲜高宗称帝，清朝总理衙门并未予以直接承认，而仍欲存属国之体，时任清政府驻朝鲜商务委员唐绍仪更认为这是朝鲜妄自尊大的体现。这些针对高宗称帝的看法，无不与章氏“帝韩”之论形成鲜明对比。见该文页72。〕至此，我们发现，章太炎的“帝韩”之论与郑乔等朝鲜人所秉持的“小中华”思想存在惊人的相似，甚至可以说在论证思路上都如出一辙，亦即，双方均主张尊明贬清，视满洲为夷狄，尤其强调满洲作为异族的种族因素，而以朝鲜为明朝继承者，前者主张“帝韩”，后者自称“小中华”，表述虽异，其尊朝鲜、黜满洲之意则一也。

事实上，章太炎之师俞樾曾针对朝鲜人文集中以崇祯年号纪年有过一段评论,其曰：“夫我朝龙兴之始，朝鲜沿袭亡明年号，或尚可附于《洪范》十有三祀之义，至乾隆中叶，彼国久列藩封，世膺封号，乃尚以崇祯纪年，不亦傎乎？”可以看出，俞樾反对朝鲜在清朝鼎盛之际仍奉明朝年号的做法，而对朝鲜不满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他对清代统治的政治认同。〔关于此问题，可参考杨念群，《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学研究》2008.5:1-41）；刘浦江，《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7）。〕与弟子章太炎把清朝当作“腥膻秽德”之异族不同，俞樾乃视清朝为理所当然的“我朝”，由此出发，他自然不能同意作为清朝藩国子民的朝鲜人私自使用明朝纪年。所以，俞、章二人对清朝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已为日后师徒关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帝韩》篇仅见于《訄书》初刻本，到1902年《訄书》修订本手稿目录及1904年《訄书》修订本正式刊出后，《帝韩》篇即消失不见。其原因在于章太炎的政治立场及对所谓“震旦之共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现有研究表明，戊戌变法前后，章氏受康有为、梁启超今文经学之影响，在思想上呈现尊孔的倾向，在政治上与清廷妥协，主张在清朝的政治框架内实行变法维新。刊刻于1900年初的《訄书》初刻本的整体旨趣，特别是《客帝》篇的主旨正是以孔子及其后裔（衍圣公）为“共主”，降清帝为“客帝”，实现在不排满的条件下寻求政治出路。《訄书》初刻本《客帝》篇曰：“昔者《春秋》以元统天，而以春王为文王。文王孰谓？则王愆期以为仲尼是已。”毋庸置疑，此处乃是以孔子为华夏共主。不过，前引《帝韩》篇中的“或曰”表明，针对孔子作为“素王”毫无实权之问题，章氏在尊孔的前提下进一步思考了中华正统诉诸“常主”、实际政权之所在，其思想结晶即“帝韩”，以朝鲜而非满洲为“诸夏之常主”。换言之，章太炎在以孔子为共主、清帝为客帝的基础上，补充了以朝鲜为常主，使三者形成“共主、客帝、常主”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在观念上尊孔子、朝鲜为正统，另一方面承认清朝的实际统治，从而为改良主义张本，也调和了章氏在政治改良与华夷秩序之间的矛盾与焦虑。可以说，《帝韩》作为《訄书》初刻本中最晚完成的一篇，虽已呈现出鲜明的排满色彩，却仍未彻底走向革命，反而是为政治改良论所作的理论补充和最后努力。总体而言，章太炎此时仍“与尊清者游”，政治思想尚徘徊于改良与革命之间。待到1900年5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号召“勤王”之后，章氏对时局彻底失望，正式“剪辫断发”，走向排满革命之路。在这种情况下，以改良为旨归的“客帝”“帝韩”自然变得不合时宜，其在《訄书》重订本中被删改、修订亦属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除删改原来支持改良的篇目外，章氏在重订本中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重建工作。刘巍《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一文注意到章太炎从《訄书》初刻本尊孔子为天下共主到重订本以周文王为正统的转变。刘氏的观察非常准确，但仍有可补充之处，即“箕子”问题。《訄书》重订本《官统上》云：

《易》曰：“亥子之明夷”（《易》“箕子之明夷”，赵宾作“荄兹”，云“万物方荄兹”也。惠定宇以为“亥子”虽非其本文，而训读则极当。《律历志》云“该阂于亥”，“孽萌于子”，是其义也。）算命所取法，则在于是也。彼明夷者，箕子、文王所公也。然阴阳气无箕子。箕子言五行，出于《洛书》；文王言八卦，《河图》也。是故言“元年”者，以“王”为文王，而摈箕子于海外营部之域，使无乱统。

虽然现代学者以明夷卦六五爻辞之“箕子”即为帝辛之诸父，然汉儒赵宾及法汉说之惠栋以阴阳气理论为依据，指出“箕子”应作“荄兹”（训读为亥子，或“孩子”）。章氏取法后者，以《公羊传》“元年”之“王正月”为文王，明夷卦并非“箕子、文王所公”，亦即不是同时指箕子与文王的二统并存情形。于是，“则箕子之法，必不行于域中，而文王得持其元，故曰大一统也。”章氏认为，一旦尊箕子会造成箕子与周文王二统并存的局面，从而导致乱统，有鉴于此，他借用以上《周易》明夷卦之异读，提出黜箕子、尊文王的新方案，以周文王为华夏之共主。故而，在“摈箕子于海外”、弃孔子于不顾的境况下，早先依附于尊孔之下的“帝韩”之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综上，从戊戌变法前后到1904年《訄书》重订本问世，章太炎在政治立场上由“革政”而“革命”，在华夏正统问题上实现了由尊孔子到尊文王的变化，其间又辅之以“帝韩”充当尊孔之下的补充。〔童岭《“海西好”，抑或“东人姝”？——从〈訄书原刻手写底本〉论拉克伯里“西来说”之推演》一文曾就《訄书原刻手写底本》展开专门探讨。文中注意到该手写底本与初刻本、重订本在纪年方式上的差异，即从“孔子纪年”到“干支纪年”（辛丑后二百三十八年）再到“共和纪年”之变化。如前所述，“辛丑后二百三十八年”乃己亥1899年，则“辛丑”为南明永暦政权灭亡之年1662年，故此干支纪年实寓有尊明之义，而章氏在1900年左右又主张以朝鲜继承明朝，持“帝韩”之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孔子、干支、共和三种纪年方式正是尊孔、帝韩、尊文王在纪年方面的反映。童文载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五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页158-159。〕经此一变，章氏基本上摆脱了“尊崇孔氏，以息内讧”的康、梁今文经学的束缚，转而大加“订孔”“匡谬”，开始为排满革命建立理论支撑。而“帝韩”作为章氏为维系改良主张而达成的逻辑自洽，在其思想体系中具有短暂性和过渡性。尽管如此，它对完整理解章氏的思想历程颇有帮助。以往学界多忽视《帝韩》篇所体现的以朝鲜为“常主”此一环节，这是需要加以留意的。

三、“排满”之归宿：“中华民国”与“大韩帝国”

以上种种皆证明以章太炎、郑乔为代表的中韩部分士人在“排满”问题上的契合。这种一致性的来源应该归结于传统儒学，特别是《春秋》华夷观对两国士人的影响。事实上，清末民初中国的所谓激进革命者，大都具有较为深厚的儒学背景。柳亚子、马叙伦、陈去病、汪精卫等人皆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其代表人物章太炎更是古文经学大师级的人物。与此同时，明亡清兴以来的尊周思明观念直至20世纪初，仍在朝鲜王朝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不仅赋予李恒老、崔益铉等卫正斥邪派士大夫以强烈的“排满”与排外意识，也深刻影响了郑乔等革新派儒学者。

然而，由于中韩历史脉络的不同，两国士人在“排满”的旗帜下，要达到的现实功用却不尽相同。具体来说，章太炎等中国革命党人“排满”的主要目的在于推翻国内的清朝政府，建立汉族人为主的政权，进而实现救亡图存。直观来看，“排满”的对内性更强。不过，这并不代表革命派仅强调“安内”而不注重“攘外”。与康、梁等改良派相比，以章太炎、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革命派绝非不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帝的前提是“排满”，因为他们不相信清朝能解决帝国主义问题，认为必须先推倒清朝，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共和国家，然后才能全力对外。清政府对戊戌变法的残酷镇压及其在八国联军侵华后的媚外卖国表现，使得原先对其仍存幻想的知识分子彻底失望，认识到依靠清政府不可能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章太炎在《訄书》重订本中即言：“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明确指出“排满”是一致对外的基础。由此，革命党人一度发表了诸多极端的反满言论，如邹容曾言“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张继大声呼号“吾愿杀尽满洲人，以张复仇主义，以养成复仇之壮烈国民”，这些都代表了清末弥漫于一部分革命党人中的激进反满情绪。就章太炎来说，他虽主张反满和光复，但他意识到“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声明“排满”只是赶走清朝政府而不排击满洲平民，更无种族屠杀之意，相反要以“民族主义”联合各族，从而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国”。1907年，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正式提出了建立“中华民国”的构想，这标志着章氏由反满之“破”到建立新政权之“立”的重要思想转折。“中国以先汉郡县为界，而其民谓之华民……故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恢复者也；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章氏以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历史民族为根据，指出在本部十八省外，还应将“二郡一司”纳入到中国的疆域范围之内，特别是朝鲜、越南“受制异国，举止掣曳”，中国救其于危难之中亦是自身责任所在。同时，针对西藏、蒙古、回部，章氏虽云“本非旧土”可“任其去来”，但由于三者尚未被列强蚕食侵吞，从现实利害出发，将其纳入“中华民国”的领土之内相对容易，故章氏对此亦不排斥。尽管后来的历史并未完全按照章氏的设想发展演进，但他力图将中国本部、二郡一司乃至三荒服合而为一的努力，以及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时提出的“五族共和论”，和后来“汉族中心论”为主体的“国族论”等，均表明当时章太炎、孙中山等人“排满”旨在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主体且能最大限度保全领土、恢复旧疆的民族国家。

事实上，早在1900年的《帝韩》篇中，章氏正是把朝鲜放在中华框架之内才主张“帝韩”，而不是要尊奉一个“外国”为中华正统。其后东亚局势波谲云诡，朝鲜先后于1905年、1910年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与殖民地，朝鲜的亡国事实加之朝贡体系的历史记忆持续吸引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朝鲜问题的关注。章太炎早年曾倡言“亚洲宜自为唇齿”，主张联日抗俄，伴随日本对外扩张野心的显露，章氏逐渐改变观念，开始大力抨击日本吞并朝鲜之举，并于1914年作《安君颂》表彰刺杀伊藤博文的朝鲜义士安重根。1924年，章氏撰成《大雅韩奕义》一文，指出《诗经大雅韩奕》中前来朝贡周宣王的韩侯居所乃三韩之地，宣王笼络韩侯意在让其牵制箕子朝鲜。“箕子封地在绝远，徒一齐不足以遥制，是故授权于韩，使犬牙相错，其形格势禁，亦可谓至矣。”管见所及，传统观点多以该篇之“韩国”在河北涿州，不过目前亦有学者提出与章氏类似的看法，认为“韩国”乃位于朝鲜半岛。〔关于韩侯所居，陈奂《诗毛氏传疏》卷25（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影印家刻本，1992，页1543）疏云：“周有二韩。一为姬姓之韩……一为武穆之韩……武穆之韩封自成王之世，至西周之季尚存。其国在《禹贡》冀州之北，故得总领追貉北国，载诸《诗》篇，章章可考。”其释“韩奕”之“韩”为近燕之韩，即武穆之韩。学者多认同此说，如陈子展《诗经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页592-593）、刘石《〈诗大雅韩奕〉地名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2:36-38）、扬之水《说〈大雅韩奕〉——〈诗经〉名物新证之三〉（《中国文化》1996.2:40-53）等等。与上述说法不同，赵雨〈〈诗经·大雅·韩奕〉“北国”地理考》（《东疆学刊》2002.3:47-60)提出《韩奕》篇中的“韩国”位于今朝鲜半岛，且其为箕子朝鲜之绪余。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学界似乎鲜有注意到章太炎《大雅·韩奕义》一文。〕由此，关于“韩”之地望，学界至今仍未有明确答案，然而章太炎的这一说法，除去学术考证成分外，仍带有原先宗藩体系的历史记忆，以韩侯来朝宣王，实际隐含着将朝鲜纳入中国版图的期许。更典型的事例是学者蒋逸雪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撰《殷商拓地朝鲜考》一文，其曰：“吾以殷商之拓地朝鲜，远在相土之世，早于箕子且百岁”，提出不仅在箕子时，甚至远在殷商先民相土之世，即已拓土东域。又说“朝鲜开拓于相土，成教于箕子，虽有土著，后尽同化，而成为殷民族之一支，礼教习俗，与中土殊无焉。今朝鲜已迫倭藩数十年，而志士仁人之谋匡复者，不顾艰危，前赴后继，其沾匄于先民之德泽者深矣！”强调朝鲜成为中国领土在先，文化皈依紧随其后，力图为朝鲜归属中国寻求更为久远的历史依据，鼓舞彼时的仁人志士早日匡复旧土，蒋氏该文可谓把此种历史记忆与现实感慨相交织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

由此可知，20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党人主张“排满”是对清朝失去信心，要在推翻清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共和国家，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章太炎、蒋逸雪等人更意欲恢复朝鲜等旧土，重建宗藩秩序。可是，业已跨入近代社会的朝鲜知识分子还如同往日一般向慕中华吗？

伴随近代以来西力东渐，清朝统治日益衰落，曾长期作为清朝藩属国的朝鲜王朝也经历了痛苦的蜕变历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面对列强环伺、风雨飘摇中的国家，朝鲜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卫正斥邪派、文明开化派等思想流派。前者强调守护儒家文化传统、排斥西洋文明，后者主张学习西洋文化，进行开化改革，折衷于两者之间的是郑乔所属之东道西器派，他们主张坚持儒学纲常名教之本，同时学习西方之富强之术。尽管这些朝鲜知识分子均积极致力于寻求国家自主独立之道，然就现实情势而言，朝鲜王朝甫一脱离清朝之宗藩体系，又一步步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与殖民地。由此，朝鲜近代知识界以民族独立为主题，在思想上发生了从脱清到排日的变化。而尊周思明、排满贬清的传统思想成为朝鲜知识分子特别是儒学者藉以脱清、排日的重要资源。

郑乔等朝鲜儒学者借“排满”思想脱清独立，在甲午清日战争及朝鲜高宗称帝时期有鲜明的体现。在此之前，朝鲜国内已孕育出现实的脱清基础。19世纪60年代以来，在近代化过程中日渐强大的日本与日益衰落的清朝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朝鲜人眼中，清朝已成为落后的象征；另一方面，1882年壬午军乱后，清朝开始积极干预朝鲜内政外交，期间双方发生不少摩擦与冲突。这些因素都致使朝鲜人极其厌恶和蔑视清朝，在亲华事大的既有政策下萌生出强烈的离心倾向。由此，19世纪80年代初，朝鲜开化派提出“脱华独立”“联日排清”的政治主张，力图将之作为基本的外交策略。这种外交策略虽有日本兜售与鼓动的因素，但也是朝鲜在现实条件下的自主选择。与此同时，朝鲜国内的开明知识分子援引尊周思明观念作为脱离与清朝的藩属关系、强调自身民族主体性的思想武器之一。如前所述，朝鲜王朝自英祖、正祖时期以来，“小中华”意识日渐膨胀，孕育出国家自主独立的意识，成为其近代民族意识的滥觞。朝鲜知识分子强调不同于清朝的夷狄身份，朝鲜作为“小中华”继承了明朝的正统地位，由此“小中华”意识和尊明贬清论成为朝鲜藉以形塑自身独立国格、脱离清朝的思想资源。〔王鑫磊，《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页124-125。又，韩东育所著《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从“请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来“自中心化”之行动过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二书系统阐述了日本近世以来脱离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而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思想与行动过程，其中着意强调了明清鼎革成为日本实现“华夷变态”、摆脱“华夷”关系边缘地位的重要思想资源。从这一角度出发，近世以来日本、韩国逐渐摆脱中国影响、确立自我主体性的过程，实际存在某种相似性。〕但是，与清末革命党人“排满”旨在推翻清朝政府不同，以郑乔为代表的朝鲜士人无意推翻本国固有政权，他们以“忠君爱国”为号召，力图依靠君主的政治权威，在君主立宪的框架内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富强。特别是朝鲜王朝经过甲午战争脱离清朝宗藩秩序、成为独立国家后，李最荣、权达燮、赵秉世等诸多官员和士人纷纷支持高宗称帝，以提高朝鲜的国际地位和尊严。当时已参加独立协会的郑乔不仅撰成以独立为主旨的《大东历史》一书，书中以安鼎福、丁若镛等实学学者的研究为基础，推尊檀君而非箕子为朝鲜正统之始，强调朝鲜自檀君时代以来就是自主独立的国家，这对后来韩国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考，《鄭喬 大東歷史 》，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碩士學位論文，1998；，《 箕子 ——〈(大東歷史)〉 》，《》65（2018.7）：207-240。〕与此同时，郑氏还曾上疏劝进，请求高宗即帝位：“在昔晋之中宗，宋之高宗皆以江左一隅之地，爰正位号，而《纲目》率以正统书之；日本则革藩国之旧制，布哇则居大洋之岛屿，《公法》皆以平等视之。其无关于区域之广狭，附属之有无，推此可辨。”试图双向利用东亚朝贡体系与西方条约体系，借助传统的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正统论和西方《万国公法》各国平等独立的观念作为理论支撑，强调本民族独立于清朝、日本等国家的合法性，为朝鲜的自主独立寻求法理依据。其后，郑氏特别提到“清之太祖建号于满洲”都可称帝建国，言下之意朝鲜又有何不可？朝鲜高宗在1897年建立大韩帝国，实现了从“请封”到“自封”的进程，郑乔对此特书曰“大君主即皇帝位”，这一笔法背后暗含深刻的政治涵义。《南明纲目》郑氏史论云：“夫正统曰即皇帝位，僭伪曰称皇帝，史家之正例也。旧史于圣安帝之即位，遽以称帝书之，何哉？……今兹特笔起义大书，以王即皇帝位，然后华夷之辨、统系之正，于是焉明。”可知，郑乔在此处书“即皇帝位”而非“称皇帝”等其他形式，其目的与《南明纲目》尊南明为正统类似，乃在昭示朝鲜的正统地位。更可注意者，高宗称帝过程一遵明朝礼制，依据《大明集礼》确定称帝仪式与规格。光武七年（1903），大韩帝国刊布《大明律直解》，体现出其对明朝律法的承继。这些举措都暗含着朝鲜继承明朝而为正统的深层含义。最终，清朝亦不得不承认朝鲜为平行自主之国，双方互派使节并递交国书。所以，朝鲜在摆脱“事大”的过程中，其理论依据融贯中西，带有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色彩。

不幸的是，朝鲜“联日”脱离清朝后，并未走上独立自主之路，反而落入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中。19世纪末期，以金玉均为代表的文明开化派呈现出鲜明的“西化”色彩与亲日倾向，他们批判对清事大论，将清朝视作落后、卑贱的象征。但文明开化派“将文明开化作为一种新的大义名分树立起来之后，实际上建立了一种新的华夷观，从而强调西方文化或日本经验的普遍意义”。换言之，他们冲破了原来以中华文明为价值准绳的藩篱，却又滑向尊奉日本、西方为新普遍标准的泥潭，未能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意图。然而，伴随日本殖民者的步步紧逼，朝鲜知识分子逐渐看清日本人侵略邻邦的真面目，〔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人抛出“东洋和平”“亚洲连带”论，强调中、日、韩等亚洲国家“同文同种”“唇齿辅车”的紧密联系，主张各国联合抵抗西方侵略。此论在当时中、韩国内着实有一定市场。例如，韩国著名义士安重根即曾撰《东洋和平论》阐述他对这一理论的构想。事实上，章太炎和郑乔起初也接受了这一理论。章太炎于1897年在《时务报》撰文《论亚洲宜自为唇齿》，20世纪初在日本组织亚洲和亲会、东亚同盟会等均属此类主张与实践。即使如郑乔在日俄战争时也选择支持日本方，声言：“我大韩之与日本为同文同种之国，壤地相接有唇齿辅车之势”。参見前引金恩珠〈郑乔 政治活动 政治改革论〉一文，页300。这与他们后来认清日本的侵略实质后，走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郑乔在所著《大韩季年史》1905年之后的记述中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了多次严厉批判。〔可参考（韩）刘惠善，《〈大韓季年史〉 (秋人) (鄭喬) 》（韓國外國語大學校教育大學院碩士論文，2009）。〕由此，“排满”意识也成为郑氏抵御新外侮的重要思想武器。朝鲜高宗三十二年（1895），闵妃在乙未事变中被日本浪人杀害后，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派内阁掌握政权，随后他们在日本人的指使下逼迫高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断发。郑乔引用明末清初“画网翁”的故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南明弘光元年（1645），清朝平定东南后，严令薙发易服，福建士人“画网翁”坚持明朝衣冠，被清兵逮捕后每日与其家仆互画网巾，寄托故国哀思与亡国之痛，最后被清人杀害身亡。该故事在清初流传很广，戴名世、李世熊、张岱等均撰有〈画网巾先生传〉。画网巾先生的事迹后来也传播到了朝鲜王朝。朝鲜后期著名学者成海应所撰《皇明遗民传》中即收有〈画网巾先生〉，将其目为明遗民而加以表彰。郑乔在强制断发之际特别提及这一典故，乃是以“画网翁”自拟，以清人拟日本人，声明自己不会服从日本人断发易服的号令。郑氏对网巾的眷恋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章太炎对“深衣殓”的执著。章氏自言其家族一两百年来都是“遗命以深衣殓”，以示不忘汉族本源及不与新朝合作之意。然而，网巾与深衣在明代不过是束发和下葬的日用对象，并无太多特殊性可言，但在改朝换代、“夷乱华夏”的刺激下，它们作为“大明衣冠”、华夏冠服，俨然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意涵，从而由普通的日常用具化身为民族与文化认同的象征。因此，郑氏对网巾的坚守，不仅是在遵循明朝礼制，表达“我邦虽独立，而明朝东援不可忘”的对明义理，更反映出他坚持以朝鲜为“小中华”、深恐“披发左衽”的儒家文化底色。

事实上，与郑氏类似，朝鲜末期卫正斥邪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渊斋宋秉璿（1836-1905）亦编有《皇朝遗民传》一卷，以寓其抵御外寇之意。从内容看，该书基本改编自入朝明遗民后裔王德九所撰《皇朝遗民录》，主要记载了明末东迁朝鲜的明遗民黄功、王以文、杨福吉、冯三仕、王文祥、裴三生、王美承、柳溪山、郑先甲诸人事迹。宋氏在本书卷末题曰：“呜呼，日暮道远，世且渐降。《春秋》之书，今不可复读。余于是窃有感于匪风下泉之思。立此传，以寓微志焉。”尽管该书撰写具体年份不详，但在宋氏生活的年代，朝鲜不仅日益受到外势冲击，更面临着被日本吞并的民族危机。就此而言，宋氏藉明遗民传记所“寓微志”，大致不脱离激扬忠义精神、号召民众救亡图存的范畴。1905年，日本胁迫朝鲜签订《乙巳条约》，朝鲜沦为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宋氏听闻消息后服毒自杀，慷慨殉国，朝鲜王廷赠谥号曰“文忠公”。而此后不久，郑乔亦特撰《南明纲目》大谈夷夏之防，标举尊明贬清，实际蕴含着其对国家现状的深深担忧。谢国桢即注意到该书承载著作者深沉的现实关怀与爱国热情：“在日本猖狂进行侵略之时，借南明之史事，以为朝鲜之炯戒，用意实深”。此言得之。与上述“画网翁”的典故类似，《南明纲目》乃以明清鼎革为喻，将日本比作清朝，把处于亡国危局中的朝鲜比作南明政权。郑氏在书中辛辣抨击清人，实则表现出他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无限痛恨；另一方面大力表彰南明忠臣，如“特书史可法者，嘉其以南都之领袖，痛宗国之陨亡，拥立嗣君，志存匡复也”，藉以鼓舞民众士气，力图光复处于日本“保护”之下的大韩帝国。然而，追念明朝是否意味着郑氏“冀望清朝有如万历援朝之师，再克日寇，光复家国”呢？〔（朝鲜）郑乔，《南明纲目》书前提要，页151。尽管朝鲜末期朱子学代表人物柳麟锡（1842-1915）主张：“今日清固夷狄，而倭洋又夷狄之降为禽兽者也。为去禽兽之祸，则庶无不可藉力于夷狄也。”（《毅庵集》卷24《书呈同志诸公 丁酉九月九日》）强调联合“夷狄”共同抗击更大的敌人“禽兽”，即倡导联合清朝力量排击日本，但郑乔作为鉴定的自主独立派人士，坚决排斥事大，其与柳氏的观点并不相同。关于这一时期朝鲜儒林的相关活动，可参考（韩）郑旭宰，《· —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教育學博士論文，2008）。〕实际上，即便在朝鲜即将被日本并吞的危机下，郑乔也未必有借清朝抗衡日本之意。从传统的夷夏观出发，清朝乃“夷狄”，不等于“中华”“中国”；从现实形势来看，衰落腐朽、自顾不暇的清朝又是朝鲜知识分子所蔑视的对象。〔（韩）白永瑞，《思想东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页205-243。书中指出，根据大韩帝国时期发行的三种重要报纸，可以发现当时韩国人的中国认识主要有三种，一是以独立协会所办《独立新闻》为代表的“贱之清”，二是“作为东洋和平一员的中国”，三是“作为改革典范的中国”。从前文分析可看出，郑乔作为独立协会的重要成员，其对清观确乎以“贱之清”为主。〕由此，郑乔一向表现出对清朝的蔑视。事实上，郑乔著《南明纲目》很大程度是在宣扬民族独立自尊意识，表达自己对国权丧失的感慨及对国人的告诫,防止朝鲜彻底被外势侵吞。那么,对当时朝鲜人希望清朝伸以援手、共同对抗日本的揣测,或许就成为中国人的一厢情愿。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追求独立自主已成为20世纪初朝鲜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当然，也存在一些仍然坚持传统“春秋大一统”观念的保守派士人，如柳麟锡和李承熙仍将朝鲜复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复兴上，但与日益强大的民族主义者相比，他们毕竟不再是历史的主流。参见王元周《小中华意识的嬗变——近代中韩关系的思想史研究》，页126-127。〕他们念兹在兹的是独立而强大的“大韩帝国”。这样看来，前述意欲将朝鲜纳入“中华民国”的章太炎何尝不是与郑乔等朝鲜人渐行渐远呢？

结 语

20世纪初，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中韩两国出现了相似的“排满”思想，上文主要以章太炎和郑乔为线索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初步的勾勒与梳理，指出章、郑等中韩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诉诸明清鼎革时期的“排满”思想与历史记忆作为思想资源。章、郑在“排满”思想上的契合在章氏《訄书》初刻本《帝韩》篇中达到顶峰。不过，由于两国的具体国情存在巨大差异，他们虽同样标举“排满”，内里的动机与目的却不尽相同。事实上，包括郑乔在内的韩国近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是大韩帝国的独立自主，郑氏引“画网翁”之典、撰《南明纲目》，乃是以“排满”来排清、排日，旨在追求民族独立，维持大韩帝国的自主命脉；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清末民初革命党人旨在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以汉族为主的甚至涵摄朝鲜在内的“中华民国”。双方基于各自不同的国情与现实境况，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可以说，这既是中、韩两国“渐次分途”的印证，也是近世以来东亚文化共同体走向衰亡的回响，为我们深入理解当代东亚国际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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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采集：孙中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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