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飞凡：被遗忘的衣原体之父 | 铭记无双国士

柏林传染病菌研究院里有一座墓碑，上面写着：从这微观世界里，涌现出这颗巨星；你征服了全世界，所有人都感谢你；献上花环不凋零，世世代代永铭记。这位被永远铭记的人，是举世闻名的德国微生物学家科赫。 纽约一处墓地，几乎成了日本人旅游的朝圣之地，这里埋葬着日本微生物学家野口英世，1000日元纸币上，印的也是他的头像。 而另一位也曾终结数种传染病、极有可能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却几乎湮没在科学史上。除了有医学背景的人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衣原体之父，曾发现了“汤氏病毒”，在微生物中开辟了“衣原体”这一类型。 他是汤飞凡，非凡的一生里，只有两件事，一是科学，二是祖国，非要排个序的话，祖国是第一位的。

　　汤飞凡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汤飞凡生于清朝末年，国家动荡之际。汤家书香门第，父亲重视教育，他既上过私塾，也学过自然、算数等科目，后来成为美国教授办的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后来的湘雅医学院）的第一届学生。 那时，他已经上了两年工科学校，但怜悯农民贫病交加的生活状态，又对外国人口中“东亚病夫”的称呼不满，立志学医，救死扶伤。“现在的中国很衰弱，有志气的中国人都立志振兴中国。强国必先强民，我要为此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报考时，他完全不懂英文，于是向负责招生的考官申请，用中文答卷，再补考英文。结果，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预科班学生，成为湘雅的首届30名学生之一。之后的三个月里，他从0学起英语，开学上课时就能听懂一半了。他又用了一年的时间恶补英文，克服了语言障碍的同时，也因用眼过度戴上了高度近视眼镜。经历了7年的寒窗苦读、严格的考核之后，他成为湘雅第一届仅有的10名毕业生之一。 学习的过程中，他对传染病和细菌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因此，当毕业后同学邀请他一同开馆行医时，他没有动心，“当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疾病的方法，就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他申请进入协和医学院，师从著名细菌学家田百禄，进修细菌学课程。汤飞凡做了半年多的实验准备工作，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得到了田百禄的青睐，成为田教授的助教，3年后被推荐获得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奖学金，携妻子到哈佛医学院进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微生物学先驱科赫和巴斯德为首的一众科学家们，发现了许多传染病的病原，开启了微生物研究的黄金时代。到了20世纪20年代，研究者们开始将目光转向体积更小，杀伤力很强的病毒身上。 当时，学术硕果累累，科赫的学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因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病原菌，而被称为“东方科赫”，汤飞凡说，“日本能出东方‘科赫’，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巴斯德’?”他以开挂之势在科研方面接连做出成果，成为“东方巴斯德”指日可待。出国归国，三次选择在哈佛医学院深造的时候，他严谨认真的态度和标准规范的实验技能给哈佛医学院细菌系的主任、学界知名的秦瑟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秦瑟教授是细菌学界的权威，他不仅确认了布里尔氏病，研制出斑疹伤寒疫苗，还发明了立克次氏体的组织培养法和染色法。 秦瑟教授邀请汤飞凡进入实验室工作。在跟随秦瑟教授学习3年后，汤飞凡已有了一些成果，比如成功研制出第一代微孔滤膜，能测定各种病毒的大小。秦瑟教授看到他如此优秀，希望他毕业后能留校任教，提供的研究条件、生活条件都很优渥。这对任何一名微生物学家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可要留在美国做“三等公民”，在汤飞凡看来并不是一个令人舒适的选择。“……只有国家强盛了才能改变……用它来鞭策自己，为中国人争气。”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 这时，一封来自中国的信影响了汤飞凡的选择。来信的人是曾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协和医学院副院长的颜福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他看到湘雅、协和这些好的医学院都是外国人创建的，想要建一所中国自己的医学院，于是写信邀请汤飞凡到刚开始筹建的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 一边是百废待兴的国家，一边是如日中天的事业，汤飞凡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国。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先生说过，“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显然，汤飞凡也是这么想的。 他开始一砖一瓦地搭建起中央大学医学院实验室，在教授细菌学的同时，他也没有放弃科研工作，开始研究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炎等流行疾病的病原。

　　经过3年的运转，中央大学医学院逐渐走上正轨，并独立出来，改名国立上海医学院。 这时的汤飞凡还受聘担任英国在上海的雷氏德（Lister，后来译作李斯特）研究所细菌系主任，实验条件好了不少，并于1935年受邀飞往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研究学习。

1937年，汤飞凡从英国回到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他毅然携妻子奔赴前线，参加上海救护委员会前线医疗救护队，几百米外是正在激烈交战的战场，他和战友穿梭在炮火中救治伤员，几次差点被击中，却丝毫未见胆怯，还风趣地拿瘦小的身躯开玩笑，安抚担忧的妻子，“打不中我，因为我目标小，所以我干这个最合适。”医疗队随着部队东奔西跑了三个月，直到上海沦陷。 当时，上海租界还算安全，雷氏德研究所的工作照旧，也做好带汤飞凡撤回英国的准备。可汤飞凡已无心研究。“眼看要做亡国奴，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又有什么用?”汤飞凡又一次收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的邀请，前往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这一次，他又选择了留在中国，和祖国人民并肩作战。 8年抗战、3年内战结束后，汤飞凡再次面对选择——是接受欧美高校的邀请出国定居，还是留在国内经历动荡？本已接受哈佛大学邀请，即将离开中国的汤飞凡，在大件行李已寄往香港、距登机仅6个小时的时候，改变了主意。“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寄人篱下，我的精神不愉快！”随后，在夫人的支持下，他毅然决定留在祖国。

　　防疫救援，三次重建

　　汤飞凡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不只是说说而已。除了身体力行地奔赴前线以外，他一手建立了中国自己的防疫处，生产、研发、改进了不少国产疫苗。 1939年，为了避开战争对防疫处的侵袭，汤飞凡主张将中央防疫处迁往昆明。从选址、筹资、买地到兴建实验室，汤飞凡一手包揽，从头筹建。除生产狂犬疫苗、牛痘苗外，汤飞凡组织团队提高国产疫苗、血清质量，研究国产抗生素，支持我国军队及盟军。当时的防疫处，可能是全中国唯一一个继续研究微生物学、免疫学的地方。 1945年，抗战胜利后，防疫处面临再度搬迁，这次，汤飞凡选择了将之迁往北京，搬到北平防疫处旧址，并在昆明和上海设立分处。没想到，日本人在撤离时，将当时位于天坛的北平防疫处破坏殆尽，仪器、菌种、实验动物无一能用。汤飞凡再一次开始了建设防疫处的工作，边修建边生产生物制剂。 1947年元旦，中央防疫实验处总处在波折中建设完成，在这里，汤飞凡建立了抗生素生产车间，次年便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青霉素，后来，这个车间发展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除此之外，防疫处还研发并生产了卡介苗、丙种球蛋白等生物制剂。 内战结束后，选择留在祖国的汤飞凡接到任命，担任中央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防控传染病。在他的带领下，疫苗生产量数倍地增长，生产的牛痘苗在全国范围内接种，让中国的天花在1961年便绝迹，比国际消灭天花的时间足足早了16年。

　　改进疫苗，研发青霉素

　　因为受过严谨的实验技术训练，汤飞凡对防疫处不规范的地方进行了整改，包括制定实验室规范、停产无效或有毒害作用的疫苗、改进疫苗制造方法、研究出乙醚杀菌的方法等。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也会参考国外经验，但并不盲从，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牛痘苗、狂犬疫苗、斑疹伤寒疫苗等疫苗的质量达到了欧美同类疫苗的水平。 当时，中央防疫处生产的疫苗由于品质好，盟军不再从海外获取疫苗，而是统统由防疫处供应，而且，美军的制定化验室就在防疫处。 除了改进疫苗，汤飞凡还带领研究人员研制青霉素。当时，青霉素属于紧缺物资，文献资料中无法找到详细的制作过程，只好自己摸索。他幸运地从下属受潮皮鞋长出的绿毛中，提取出高质量的菌种，生产出每毫升200-300单位、每瓶2万单位的国产青霉素，引起了国际学界的注意。1948年，防疫处已经能生产每支20万单位的结晶青霉素了。 1943年，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上有篇文章专门介绍了中央防疫处，文中提到“……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但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若干月来，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毕都要检修，幸而没有发生事故。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用特别设计的方法重新利用琼脂是这个所的典型传统，在没有被鱼过分破坏之前，透析是在湖里的一个木筏里进行的，后来用很有限的材料在陆地上装配了一个透析槽。”虽然条件简陋，他们还是建立了高效的菌种培养、分装和检定的系统，青霉素生产车间、实验动物饲养场、生产中性玻璃器皿的小工厂。也正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汤飞凡带领团队生产了挽救生命的疫苗，建立了中国的防疫系统。

　　死磕沙眼病原，发现衣原体

　　现在的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几十年前的中国，一种疾病感染了百分之八十的民众。这种疾病叫沙眼，如今已很少有人再患，可在20世纪50年代，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有沙眼，中国农村地区沙眼患病率达到80-90%，可谓“十眼九沙”，虽不致命，但患者轻则视力受损，重则有失明风险。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沙眼呢？是细菌还是病毒？学者们研究了几十年，也没有定论。1928年，一位日本科学家野口英世宣称，他发现了导致沙眼的病原是颗粒杆菌，并成功感染了猕猴。野口英世的这一发现受到了科学家们的质疑，其中包括汤飞凡。汤飞凡经过严谨的实验，并未发现颗粒杆菌。但当时不少细菌研究者纷纷发表研究，证实野口英世的正确。怎么办？还是让科学说话吧。 汤飞凡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研究，做了不少实验和分析，还将颗粒杆菌滴入自己眼中，以并未出现沙眼症状，来证实它并非沙眼的致病病原。1935年，汤飞凡的研究成果发布，终结了对野口英世的发现正确与否的争论。 因种种原因，汤飞凡并未继续沙眼病原体的研究。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研究便中断了。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个课题，1954年，他重启这项研究，想要攻克这一危害国人健康的疾病。

　　他参与了沙眼病原体研究的全程，连采样都亲自参与。 他与同仁医院的张晓楼提出希望到北京同仁医院采样，对方表示双方合作完成这个项目。 每周他都带助手到北京同仁医院工作半天，一年时间采集了200多例样本。 可惜，分离病原体的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 凭着科学家的直觉和已经积累的沙眼病原体知识，他决定基于鸡卵黄囊来分离病毒，并控制青霉素和链霉素的用量。 1955年，在应用新方法进行第八次分离时，终于成功了。这株被命名为TE8的沙眼病原体，是首先由中国科学家分离出的。
虽然科学要争第一，但汤飞凡并未急于宣扬这一发现，而是进行更扎实的研究。按照“科赫原则”，要能重复分离出病毒，并能在体外培养繁殖，在动物实验中引起病症，才能真正确认病原体。 一年后，完成了这些实验步骤的汤飞凡，才终于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他甚至还在自己身上做起了人体实验，让助手将分离出的病毒滴入自己眼中，产生沙眼病症后的40天里，他顶着红肿的眼睛，收集了重要的沙眼研究数据。他的发现，让医生们能对症治疗，上海1959年沙眼发病率是84%，两年后就降到了5.4%。

　　汤飞凡的研究令学界信服，不少国外科学家通过实验证实了他的发现，为了纪念汤飞凡 的贡献，他们将这一病毒称为汤氏病毒。 原本，汤飞凡可以进一步研究沙眼的防治，但人生却戛然而止——没有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倒下的汤飞凡，在1958年针对知识分子的“拔白旗”运动中，因不堪凌辱而自杀。 在汤飞凡研究基础上，科学家们进一步发现，沙眼病毒还能在人体其他部位引发感染。1970年，国际学界划归了一个新的微生物类别——衣原体，将沙眼病毒和类似的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又对抗生素敏感的微生物列为单独的一类，汤飞凡便是公认的衣原体之父。沙眼病毒的发现，是我国在世界微生物领域，为人所认可的最高成就。1980年代初，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还特别为汤飞凡颁发沙眼金质奖章。

　　沙眼金质奖章

　　他培养的学生承其遗志，在微生物领域深入研究，到了2015年，我国已基本消灭了致盲性沙眼。 时隔数年，汤飞凡的功绩终获认可，1992年，我国发行的8套34枚“中国现代科学家”邮票中，汤飞凡赫然在列，头像旁边写着“微生物学家——汤飞凡”，这一系列邮票中的其他人，包括华罗庚、竺可桢等著名科学家。

　　汤飞凡纪念邮票

　　李约瑟得知汤飞凡死讯后，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称汤飞凡是“19世纪英国谚语里的‘人类的朋友’”，“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并说“在中国，他将永远不会被忘记”。2003年，非典肆虐之时，老一辈的医学工作者曾发出“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的悲叹。但如今，记得他的人越来越少。 汤飞凡的一生，都献给了医学，我们无法估算，他究竟帮助了多少中国人，我们也无法衡量，他舍身忘己、民族大义的价值。 科学是超越国界的，知识属于全人类，但科学家们却与自己的祖国血脉相连，羁绊至深。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汤飞凡，终其一生，都在为消灭祖国乃至世界民众疾病而努力，祖国不会忘记，同胞应该铭记——他是汤飞凡，不仅是一名科学家，还是一位民族志士，无双国士。
参考资料 1.刘隽湘.医学科学家汤飞凡.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2.京虎子.国之瑰宝汤飞凡（上下）.科学公园.2015年10月 3.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中国青年报 4. SME.汤飞凡——当大家高呼着英雄的名字的时候，真正的英雄早已倒下

　　【声明】生命科学与基因技术正在高速发展，针对同一研究课题，不同团队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甚至相悖的可能。另受本人知识结构及参阅资料准确性的局限，文章内容仅供参考。欢迎读者随时纠错并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