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艺录丨谈宋代词论的风气嬗变，及其对词体发展作用

前言词话之于词学尤其重要，一则是词话作为文学理论支持，承载了对艺术创作的系统指向。但较为可惜的是，我国古代一直以来在经史子集的儒学框架中，是非常不重视“谈艺”方向的，并将其以杂学视之。如此，本就被宋人视为“小道”的词学，其理论发展更是拖沓不前。、

当然，看起来宋代词学“繁昌”，但我们从词史的视界去审视，是很容易发现，南北两宋在对词体地位推进的过程中，是有数个非常跳跃式的节点的-------这些节点无一例外是与彼时词人对于词论风气的转变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词话的“以资闲谈”与创作的随意生发宋初及前的“记事体”词话近曲子（即宋词所本）虽起源于隋唐时期，但此时曲子词方才由俗入雅（即民间转入文人阶层），诸文人尚在摸索阶段，并没形成完整的审美体系，至于曲子词的文学评论自然无从谈起，虽然有与曲子相关的“词话”，但至多为音乐声调的记录。

唐代作为词话完整、独立出现的仅有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崔令钦的《教坊记》寥寥数则，更多的关于此类的文艺记录则零散的出现在诸多乐府诗集序中，如元稹的《乐府古题序》等等。

但即便是作为“词话”出现的《乐府杂录》、《教坊记》，前者（《乐府杂录》）是综录近代十部曲用及的乐器、以及声乐相关的专有名词的介绍：

笙者，女娲造也。仙人王子晋于缑氏山月下吹之。象凤翼，亦名“参差”。自古能者固多矣。大和中有尉迟章，尤妙。宣宗已降，有范汉恭有子名宝师，尽传父艺，今在陕州。《乐府杂录》

而后者（《教坊记》）则是记述唐代教坊制度和轶闻的笔记：

《教坊记》一卷，内府藏本。唐崔令钦撰。.......然其风旨有足取者，虽谓曲终奏雅，亦无不可，不但所列曲调三百二十五名，足为词家考證也。（《教坊记·提要》）

当然，这两部书其实算不得“词话”，更谈不上审美取向与文学批评。直到赵崇祚撰《花间集》，欧阳炯为之所提的序言，才初步的建立了“词”这一体裁的审美范式，即我们所谓之“侧艳”。

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时大蜀广政三年夏四月日叙。（《花间集序》欧阳炯）如此，“用资羽盖之欢”便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认为是词的主要功能，这种状况甚至一直延续到在苏轼作《江城子》之前。

宋初词风的拘陈不进除去“娱兴”的功能限制之外，词又受制于声乐未变（详见前文：词艺录丨论词与声乐的离合递变）而发展缓慢，以至于柳永之前的词人词集皆是小令为主，并且其中最高标准便是上附花间。如“诸名胜词集，删选相半，独《小山集》直逼花间，字字娉娉袅袅，如揽嫱、施之袂，恨不能起莲、鸿、苹、云，按红牙板唱和一过。”（《小山词跋》）、“ 其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 《直斋书录解题》）等关于晏几道的词评便是如此。（详见前文：词艺录丨论宋初词对南唐之继承，词人见‘互乱楮叶’的审美趋同）

除此之外，此时的词人甚至容不得词中出现别派，即便是文位高如范仲淹者，作词不成“花间”习气都会被人诟病，其风气环境之拘陈，可想而知。

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

资录范文正公《渔家傲》一阕如下：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渔家傲》

词话的“文艺批评”与词学的推进苏门的词评风气对词体的拓展宋词进步的其中一个节点，便是在苏轼的《江城子》。《与鲜于子骏书 》有记苏轼“自是一家”之说：

《 与鲜于子骏书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苏轼文集》卷五三）

这也是诸多“苏轼豪放派”的引论之一（但这种分类方式非常不正确，详见前文：词艺录丨词学流派不宜仅分豪放和婉约），但举此例是为了谈苏轼带出来的这种对于词学审美的“思辨”。苏轼同其门下，或是与人论词中，多有对于技巧，风格的探索。如俞文豹在《历代诗余引吹剑录》记苏轼问幕僚歌词一事：

有一幕士善歌，东坡因问曰：“我词何如柳七（即柳永）？”幕士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棹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又有记苏轼批秦观词“十三字只说的一人骑马楼前过”一事：

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坡问：“别作何词？”少游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东坡曰：“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少游问公近作，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无咎曰：“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事。”【《历代诗馀》卷一百十五引《高斋诗话》】

这种对于词的品议，不论是对题材的扩充，抑或是对技法的评断，都极大的推进了词体的演变。尤其是到了苏门后四学士之女李清照手上，更是完全的提出“词，别是一家”的概念，并著《词论》一书，将“词”的审美标准及其特点（详见前文：词艺录丨谈李清照《词论》中对北宋诸词家评述之综论）

故而，苏轼对词论的风气、以及其创作风气造成了词史上的一次剧变，亦是一次飞跃，龙榆生所谓“苏轼以横放杰出之才，遂为词坛别开宗派；此词学史上之剧变，亦即词体所以能历久常新之故也。”（《中国韵文史》）即如是。

南宋词话对于技法的传习李清照虽作《词论》以划诗、词疆界，但毕竟受限于水平，尤不能为技法之传习。自宋代衣冠南渡后，词体技艺趋于完善，诸词人便有意识的整理裂制心得，并撰录传习。

其中最为关键的两本记录关于技法传习的词话，便是《乐府指迷》与《词源》。为什么这么说？“词”以周邦彦为正宗，后世（尤其是清代）又以吴文英、姜夔两分词坛风尚，而《乐府指迷》与《词源》便是吴、姜作词技法的传习--------其重要之处，可想而知。

《乐府指迷》为沈义父传吴文英词法：

余自幼好吟诗。壬寅秋，始识静翁于泽滨。癸卯，识梦窗。暇日相与倡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然后知词之作难于诗.......子侄辈往往求其法于余，姑以得之所闻，条列下方。观于此，则思过半矣。《乐府指迷》

《词源》词源则是张炎传其词法：

余疎陋謭才，昔在先人侍侧，闻杨守斋、毛敏仲、徐南溪诸公商搉音律，尝知绪余，故生平好为词章，用功踰四十年，未见其进。今老矣，嗟古音之寥寥，虑雅词之落落，僭述管见，类列于后，与同志者商略之。《词源》

虽然这种传习技法的词论并不在多数，其中更多的依然是“闲谈杂录”的“记事体”词话，如周密的《浩然斋词话》、王灼的《碧鸡漫志》，但诸如《词论》、《乐府指迷》、《词源》这种类型的词话之存在，便足以推进词学之发展了。

结言文艺批评与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互相补充的存在，宋词虽然繁昌，但因其理论发展顿促却造成了整个宋词发展的发展过程极为缓慢。从令词到慢词，从艳科到解放的过程，直到南宋近亡都未成完全，不得不说，在词学发展最为优渥的环境中，宋词却无有清词的飞跃演进，是非常可惜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理论批评非常重要，我依然奉劝初学词的朋友少看词话，其中曲款便是诸多词话横陈杂芜、沙泥俱下，极不适合初学者为作词之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