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伟：我至今记得，那一天的所有细节

杨利伟

杨利伟至今记得，他代表祖国出征那一天的所有细节。

2003年10月15日一早，飞船预计9点整发射，进舱时间是6点15分。当时钟指向早上6点时，离进舱还有15分钟，杨利伟感受到了这十几分钟的漫长。当时他已经在高达50多米的发射平台上了，平台相当狭窄。现场只剩下四个人：杨利伟、一位教员、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医生。几个人默默无语，只听见塔架发出的机械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声音。火箭已经加注完毕，有足足430吨的燃料，相当于一个巨型炸弹。而这四个人，此刻就是站在炸弹顶端的人。远处，几台摄像机对着他们，大家都感到紧张，气氛有些凝滞。大你看我，我看你，几分钟里没有人说话。这时，三位工作人员中的一个为了缓和气氛，提议说给杨利伟讲个笑话，可是谁都讲不出来。

过了一会儿，负责关舱门的工程师开口了，他问杨利伟：“知不知道当年给苏联航天员加加林关舱门的工程师现在在干什么？”

杨利伟答：“还真不知道。”

工程师说：“他现在成了俄罗斯航天博物馆的馆长。”

6时15分，杨利伟接到了进舱命令。进舱之后，他用了十几分钟完成接收飞船程序，并把确认单交给工程师。

关舱门前，工程师对杨利伟说：“利伟，明天见。”杨利伟微笑着答：“馆长，咱们明天见。”

这似乎是一种彼此的默契与信任。当杨利伟成功返航后，在欢迎仪式上又见到了这位工程师，他们笑着拥抱，共同庆祝中国首次载人飞行的圆满成功。杨利伟对工程师说：“咱们又见面了，馆长。”

此后，这位工程师一直被杨利伟称作“馆长”。

1987年夏天，杨利伟的军校生涯结束了。毕业离校前，他领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120多块钱。同学们每人都到街上买了一双皮鞋，骄傲地穿去逛街，街上的行人看着他们指指点点议论——要的就是这种“拉风”的效果啊！他们听见了，还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最后大家还是憋不住劲，一路笑着回了航校。

1992年夏天，杨利伟遭遇了终生难忘的“空中停车”事故。那是在马兰机场执行训练任务，当时他驾驶着飞机，飞得很低，贴着白花花的地面高速前进。就在此时，飞机突然发出巨大的响声。霎时间仪表显示气缸温度骤然升高，发动机的转速急剧下降。

杨利伟的第一反应就是：遇到“空中停车”特情了！

这时候的飞机是在一种失控的状态下飞行，借助于惯性，它仍然飞得挺快，待动力不再供给的时候，飞机很可能失速，像中弹一样跌落下去。

关键时刻，杨利伟根本没时间想有什么后果，而是在几秒钟之内迅速做出判断，找到故障的原因，并拿出解决方案。一架飞机价值不菲，是国家的一大笔财产，杨利伟丝毫没有弃机逃生的念头，只是想着一定要把飞机飞回去。

他冷静下来后，稳稳地握住操纵杆，慢慢地收油门，依靠剩下的一个可以工作的发动机把飞机一点点往上拉。因为飞机离地面太近，而超低空阶段无线电又不通，因此飞机到一定高度时，杨利伟才能把情况报告给地面。

500米、1000米、1500米……凭借一个人的判断，杨利伟驾驶着飞机慢慢上升，终于越过天山山脉，然后向着机场飞去，稳稳降落在跑道上。平稳落地之后，战友们跑过来把他接下去，此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团长激动地抱住他，当场就宣布给他立三等功。

尽管当时很紧张，但杨利伟下来之后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按规定要息几天，调整一下心态。对于普通人来说，遇到如此大的险情只有克服心理障碍才能继续飞。但是他并没有休息，第二天照常投入到飞行训练中。

1996年12月，这些预选结束了全部测试，却没有宣布结果，只是要这些人回部队等消息。1997年，航天员中心专家组来到杨利伟所在部队，分别同他的战友和妻子进行谈话考核。

专家们问他的妻子：“如果杨利伟被选为航天员，今后的生活有所变动，你能习惯吗？”“当航天员有危险，你同意吗？”……

妻子玉梅的回答很干脆：“习惯！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利伟当飞行员这么多年了，有危险不算什么事情，他看重自己的事业，无论他做啥，我都支持。”

就这样，1997年底，包括杨利伟在内的12名飞行员来到了北京。

1998年1月5日，中国航天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了。那天，杨利伟和战友们在国旗下庄严宣誓，并在旗上庄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于是，通过层层选拔和严格考核、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预备航天员的这些人，开始了中国第一代航天员紧张而又艰苦的训练生活。

14名航天员里，有一大半人年龄比杨利伟小，学历比他高，有的还是双学士，杨利伟感到了很现实的压力。面对强手，他不服输的个性又一次爆发了，从第一门课开始，就特别用功，也深信只要一点点地积累，坚持不懈地努力，就能取得好的成绩。

为了完成飞船模拟器训练，杨利伟把能找到的舱内设备图和电路图都找来，贴在宿舍的墙上，随时默记，还专门花一万多块钱买了台摄像机，那时工资每月才2000多块钱。他把模拟器各舱段内的每个角落，都拍了照片、录了录像，反复观看、随时练习，训练课结束后，那些密密麻麻的图表和键钮都印在了脑海里，对它们比对自己手上的纹路还熟悉，一闭上眼睛，座舱里所有的仪表、电门，都清清楚楚地出现在面前，随便说出一个设备名称，马上就会想到它的颜色、位置和作用。 航天员飞行手册，像一本厚厚的辞典，基本都能背下来，他还把航天员的好多操作，编成了口诀和顺口溜，用一个字代表一个动作，朗朗上口、好记易学。

体质训练是杨利伟的强项。2001年他36岁，百米比赛跑了11秒97，创造了单位运动会的百米纪录。他的前庭功能、超重耐力等，也都是航天员中最好的。在航天员的全部学习训练课目结业总评中，杨利伟综合成绩排名第一。

当然，杨利伟至今也不觉得，自己有过人的聪明，关键是用心和用功，而用功的关键在于讲究学习的方式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困难和挫折就像湍急河水里湿滑的石头，一不留神就可能让你滑倒，然而了解了这些困难、战胜了这些挫折，却又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让它们变成帮助你渡过河流的助力。 在一次次体能和心理的超负荷训练后，他慢慢摸索到一条规律：当一件事坚持到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接近成功了。

备战神舟五号任务期间，杨利伟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困难。那是2001年底，妻子玉梅得了严重的肾病，经常腰疼，却因为丈夫训练紧张，而五岁的儿子又需要人照顾，一直拖了大半年没有去检查，直到出现尿血才慌忙去了301医院，当时就留院治疗，并做了穿刺手术。玉梅术后第二天，杨利伟要去吉林进行飞行训练，这些训练都是一次性的，无法补课，走还是不走，他的心里充满痛苦和矛盾。那晚，他在妻子病床前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称体重，竟然掉了一斤半。妻子看出了他的心思，故作轻松地动员他按计划去参加了这次训练。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玉梅每个月都有10天要在医院里度过，每次杨利伟都要提前开好转院单，把她送到医院办好手续，再赶回航天城继续自己的训练。玉梅住院时，儿子没人照顾，大队特批杨利伟可以住在家里。每天照顾孩子入睡，晚上10点后他开始自己的学习，第二天清晨把孩子送上学校的班车，再赶回去继续训练。

2003 年“非典”肆虐，正是备战首飞任务的关键时期，航天员们完全封闭，与家人隔离，家里的一切大事小情都交给了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像对自己的家人一样，照顾好航天员的家庭，让他们全身心投入训练。杨利伟一直为此心存感激。

杨利伟在返回舱

勇士出征，以酒壮行。飞天勇士出征，以水相送。

神舟五号宣布完首飞航天员后，“神五”备份航天员、后来的“神七”航天员翟志刚拿来一杯红酒，和聂海胜一起在杨利伟的矿泉水里点了一滴，对他说：“你放心去，我们在北京等你。”

三个战友站起身来举杯相碰，一饮而尽。这个送行前的简单仪式从此成为航天员大队的传统。

2003年10月12日，杨利伟和翟志刚、聂海胜就要告别亲人、战友，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了。头一天晚上，杨利伟特意回了趟家。平时，家里的电子闹钟都是他调，他就拿起闹钟对玉梅说，“我走了，你也不会调表，我教教你吧”。说得似乎很随意，但他其实是想了很久才说出来的。玉梅一下就听出了他的意思，一把抢过闹钟，坚决地说：“不，我等你回来给我调！”

2003年10月16日4时31分，杨利伟在神舟五号飞船上接到了返航的命令。6时许，飞船脱离原来的轨道，沿返回轨道向着陆场飞行。

返回阶段，是整个飞行的最关键也是最危险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飞船要以每秒8公里的速度穿越“黑障区”，船体要经受几千度高温的考验，航天员要承受比发射升空时更让人难受的载荷冲击力。按照程序规定，杨利伟精心做好了各项准备。

6时04分，飞船飞至距地面100公里，逐步进入稠密大气层。这时，从未见过的惊险一幕出现了：飞船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把舷窗外面烧得一片通红，在通红的窗外，飞船表面防烧蚀层剥落产生的红色白色碎片不停划过。 一瞬间飞船变成了一团大火球，杨利伟仿佛是坐在一个熊熊燃烧的炼丹炉中。更令人害怕的是，飞船右侧的舷窗竟然开始出现裂纹。当时他心里特别紧张，心想，这回看来是真的要光荣了。后来才知道，这个裂纹是舷窗外的防烧涂层，而不是玻璃窗本身。

几分钟后，与地面的通信恢复了，杨利伟知道40多公里的“黑障区”已顺利穿过，再过几分钟，就要着陆了。他仔细观察着各种仪表，牢牢握紧操作杆，准确判断着陆程序的执行情况。 随着引导伞、减速伞和主伞相继打开，飞船速度逐渐慢下来。由于强大的惯性作用，飞船出现自身旋转和大幅度来回摆动，巨大的冲击力冲撞着他的全身。离地面越来越近，随着“嘭”的一声巨响，飞船返回舱防热大底抛掉了。就在飞船即将落地的一瞬间，杨利伟准确判断反冲发动机已经点火。在确定飞船已经落地后，他迅速切断伞绳。

6时23分，飞船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郎草原腹地，而这一时刻，正好是当天天安门升国旗的时刻，这真是一个无法设计的巧合。

以上内容选自《见证：中国改革开放40年4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