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间有哪些娱乐？

休闲作为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形成了丰厚的文化遗产。通过对大量古籍文献的梳理，结合相关研究，对中国古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休闲活动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指出古代大都市较早就形成了休闲服务行业，归纳了中国古代休闲娱乐生活史的基本特征。

休闲娱乐活动是古今中外社会中一直存在的文化现象。休闲与娱乐二者之间的关系密切，很难有明确的界限。对休闲的普遍关注，实际上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二战以后人们的休闲时间获得了普遍的增加。但是休闲活动作为一种生存状态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对休闲的追求。”斯普顿和考恩斯对毛利文化、艾伦和约翰逊对澳大利亚居民和南非KungSan部落的研究都证实，每天用于满足这些原始社会居民的简单生活的物质需要的生产时间常常只需几个小时就够了，而专门用于休闲的时间并不比现代社会居民少，更不用说在这些前工业社会里劳动和休闲往往不存在严格的界限，而是朴素的混为一体。原始社会人们的休闲娱乐活动表现为：欢呼雀跃、歌唱和舞蹈、于岩壁上绘画、在陶器上刻虫鱼鸟兽等。

事实上，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从来就有追求这种自由轻松愉悦生活状态的强烈愿望，也通过他们几千年不间断的休闲行为实践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休闲文化。中国古代的休闲行为或表现为皇家的狩猎、行宫、园林避暑消闲，或表现为游赏山水、寺庙、园林；或放松于市场、茶馆、酒楼、戏院、赌场、妓院之间，或隐居泉林、闭门读书、习字作画、下棋弹琴、玩赏古玩珍宝；或宴集宅第，吟诗作赋，或参加放风筝、打马球、滑冰、赛马、斗蟋蟀等民间游艺竞技体育活动。

总之，他们的休闲行为体现了休闲的精神感受，也从中寻找和体验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快乐。我国的情形与外国相似，有着漫长的休闲娱乐发展史，休闲活动普遍存在于从贵族、商人、文人到最下层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各阶层，而且每个时代的休闲活动常有着不同的特点，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古代、近代贵族和平民休闲文化。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休闲文化进入了它发展史上的新阶段。1978年以后，我国的休闲活动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现代化、国际化等特点。休闲娱乐产业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出来。本文想重点谈谈中国古代城市居民的休闲娱乐活动问题。

休闲作为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形成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中国传统休闲文化进行系统的考察和评述，对今天充分认识休闲的整体文化功能，建设健康文明的现代休闲方式，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在中国，休闲活动在古代的文献中更是有着生动的描绘。这从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包括诗、词、歌赋、曲、戏剧、说唱、民谣、音乐作品中可以得到深刻的印象。

如《诗经》中对“江汉好游”等风尚的描写，如大量游记、山水诗、山水画、文人用以写景状物、描摹城市繁华与娱乐生活的笔记、明清小品、对城市贵族、居民娱乐生活给予浓墨重彩描绘的明清小说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休闲文学题材。伊永文通过《宋代市民生活》一书无可辩驳地反映了北宋和南宋城市尤其是开封和杭州市民绚丽多姿的休闲娱乐生活。历代士人隐居而形成的隐逸文化体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官员和文人对于休闲生活的理想和追求，而明清笔记小说对社会生活的传神描绘无疑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多彩的休闲生活世界。在清代，“吴地（江苏）旅游的最大特点是逢节出游，规模庞大，内容丰富，连小户妇女也欣然前往”。如清明日虎丘祭城隍神，五月端午节苏州闾城龙舟竞渡，“山塘七里，几无驻足之地。河中画楫枳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欢呼笑语之声，遐迩振动。……入夜，燃灯万盏……”而无锡、松江、苏州及杭州、嘉兴三府所属乡镇村民热衷于参加庙会和进香活动。旅游活动的兴盛带来各阶层旅游消费和旅游服务业的勃兴。为饮食、购物、交通、选购书画文物、观剧听曲等旅游消费活动使餐饮、商业、交通、书画古玩业、文艺娱乐等服务性行业得到了发展。“游客至虎丘者每市以归，互相馈饴”。“虎丘每逢市会，有等老妪或乡间之人，操疲舟、驾朽橹，泊山浜、野芳浜，于灯船杂沓之际，渡人至上下塘买物或游玩乐便，每人只乞一二文，谓之摆渡船”。

民间游戏与竞技属于游艺民俗类，历史悠久，各地均有表现，也是典型的休闲娱乐活动。郭泮溪先生所著《中国民间游戏与竞技》中详细介绍了从古到今的各民族民间游戏竞技活动近三百项。

城市民俗是民俗学中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不乏对城市休闲民俗的记载。如刘歆《西京杂记》记载长安有角抵戏、斗鸡、六博、弄丸等活动，《荆楚岁时记》、《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酉阳杂俎》亦多有记载，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则对开封城的艺人生活有较多描述。

记古代都城民俗的著作或艺术作品很多，北宋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南宋有吴自牧《梦梁录》、周密《武林旧事》、耐得温的《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盛录》，元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马可·波罗游记》，明有刘侗《帝京景物略》、沈榜《宛署杂记》、《水浒传》、《金瓶梅》，清有《都门杂记》、《天府广记》、《燕京岁时记》、《京都风俗志》、《广东新语》、《宸垣识略》等。它们中有不少关于城市居民休闲活动的记载。方川先生曾指出：“从先秦到明清的前民俗学阶段，一些文人学士对城市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保存做出了杰出贡献”。[7]87-88这些民俗文献资料的存在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古代城市居民休闲生活的鲜活例证和素材。唐代扬州商业文化和娱乐生活的繁荣也反映了城市休闲功能的发达。

饮茶是我国古代流行的生活习惯，因而历代大城市茶馆是必不可少的休闲娱乐场所。“元代城市中遍布茶坊、茶楼、茶肆。大都‘茶楼酒馆照晨光，京邑舟车会万方。’散曲作家李德载的‘赠茶肆’小令也以大都茶肆为场景。大都路李总管到枢密院东算命，‘座中一千户，邀李入茶坊’。可见出入茶坊者包括高官和平民。”

元代关汉卿杂剧《钱大尹智堪绯衣梦》中茶坊主人自称“茶博士”，“自家茶博士，开了这茶

坊”。[11]35在大都的还经常在寺院中开展僧众均可参加的茶会，耶律楚材、赵孟頫还专为茶会题写茶榜（即茶会公告）。元代帝王也逐步接受了汉族饮茶的习惯。

古代都城多为休闲文化发达之地。如唐都长安休闲娱乐文化就十分发达。东市和西市商业繁荣，西市

及长安城东至曲江一带，甚至有胡姬服务的酒肆。长安著名游览地域内有“曲江池等众多园林池沼、城外有樊川自然风景区。”

北京城则成为中国辽金元以后中国城市休闲的典型代表。以明清为例，当时北京户外性休闲娱乐活动的类型主要有：郊游、帝王狩猎、行宫、园林与别墅休闲生活、动物园观赏动物、游庙会、士大夫聚会唱咏、文艺欣赏、节日休闲、茶馆与酒楼宴饮、古玩收藏与交易（琉璃厂等处）、民间游艺竞技：放风筝、斗蟋蟀等项。研究表明：明清时期北京城市居民共有各类型休闲地近千处，其中明代有风景游赏地46处，清代则有63处；明代有游览型寺庙65所，清代有93所；明代有私家园林79处，清代有200处；明代有庙会场所30处，清代有庙会场所91处；明代有休闲型市场3处，清代有11处；清代有戏楼的会馆25处，明代很少；清代北京商业性剧场有47处，明代少有；清代北京有茶馆87个，明代数字不详；清代北京有地址可考的酒楼有83处，而到清末时外城就有300家酒楼，明代数字不详；明清北京的妓院数量也十分可观；此外，北京还有一定数量的滑冰、杂耍演出、放风筝、斗蟋蟀等公共休闲地；有些休闲活动得到了继承，甚至成为了北京人生活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的休闲活动也十分活跃。如成都清代旅游休闲活动也呈现十分活跃的态势。其地自隋以来就有“游乐”之风。纪昀曾言：“成都自唐代号为繁庶，甲于西南……富贵悠闲，岁时燕集，寝沿相习。“清代成都休闲活动大多是结合节日庆典、庙会集市进行，逢节出游成了成都地区特有的民俗”。清代成都人在春节期间多喜游庙、山和名胜古迹。正月初一游丁公祠、武侯祠、望江楼；正月初七“人日”游工部堂杜甫草堂；正月初九“上九日”赴玉皇观、武侯祠烧香，城乡观灯会，至元宵节达到高潮；正月十六游城墙；春则畅游锦江成一大盛景。二月十五日游青羊宫花会。每日观者达十余万人，休闲活动达到高峰。清明节上“清明坟”，踏青宴饮。四月初八日放生。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也有各种娱乐活动。成都所属州县的居民则喜欢参与庙会、朝山进香活动、郊游活动。成都休闲活动的兴盛促进了饮食服务业的繁荣，川菜和传统名优小吃的形成、茶馆、酒坊的增加即是明显的例子。俗语云：“天下茶馆数成都”。“清末，成都有街巷516条，在警署立案的茶馆有454家”。

同时，也刺激了旅游交通运输业、旅馆客栈业、文化行业（戏曲、说书等、古董书画文物销售）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成都盛行的“人日”游草堂、灯会、青羊宫花会、端午节龙舟赛、望丛祠赛歌会和各类庙会

至今仍盛行不衰并成为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中国士人的隐逸文化有发达的传统，“商周时期便有伯夷叔齐，春秋战国时期隐逸成为社会风气，隐逸文化真正确立。”

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的《论希企隐逸之风》一文中，系统论述了魏晋隐逸风气兴盛的形成原因。徐清泉在探讨了隐逸文化对文学休闲与休闲文学形成的影响。“先前所倚重的政统便被自然、人（自我）乃至艺术所取代。于是，游山玩水、渔猎躬耕、品茗饮酒、谈玄务虚、吟诗赋文、营园作画、书墨抚琴、品藏文玩、坐禅求道、肆性放情等便成了这些隐士最外在的行为表现。”[18]173陶渊明被称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可见，隐逸文化与休闲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庙会是一种集祭祀、娱乐、商贸于一体的历史悠久的活动。“庙会最早的形式是隆重的祭祀活动，是人们敬祀神灵、愉悦身心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庙会和集市交易融为一体，成为人们敬祀神灵、交流感情和贸易往来的综合性社会活动。”[19]46-51庙会是各类人群聚集之地，是一个信息中心和社交中心，也是一个可恣意宣泄情感求得娱乐放松的重要场所。在中国古代，全国很多地区都有不同类型的庙会活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屡见不鲜，如赵兴华：《老北京庙会》；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詹娜：《辽东王姑祠庙会调查》[20]86-96等。其中关于妙峰山庙会的研究更是从20年代起就吸引了包括顾颉刚在内的众多民俗和历史学家的关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帝王的休闲活动更是古已有之。如游猎、宫廷、园囿与行宫娱乐、游览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等。如据介永强考证，唐代关中行宫有19座，关外行宫有27座。总体而言，历史古籍中关于休闲方面丰富的文献记载反映了中国古代休闲活动的兴盛。

不仅如此，根据研究，我们还发现古代大都市较早就形成了为居民服务的休闲服务行业。这一特点从元大都城就有所反映，至明清时期北京城实际上已经存在着繁荣的休闲娱乐服务行业。该行业由休闲主体、休闲客体（对象）和休闲媒介三部分组成。休闲主体指休闲者。休闲客体包括各类休闲对象，以明清北京为例，休闲客体包括风景游赏地、游览型寺庙、园林、庙会、市场等各类休闲活动场所呈现的自然景观和建筑等文化景观以及如戏剧等艺术表演形式。休闲媒介指各类为休闲者的休闲活动提供购物、饮食、娱乐、交通等服务的商业娱乐经济单位，它们沟通休闲者与休闲活动场所。休闲媒介包括茶馆、酒楼、戏园等不同类型的经济单位。而茶馆、酒楼、戏园等同时充当了休闲活动场所与休闲媒介的角色。这些服务性休闲单位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形成了丰富的经营与管理经验，逐步涌现出象全聚德烤鸭店、东来顺饭庄等一批百年老字号企业。而明清北京的休闲服务业范围集中在城区和城关、近郊部分区域，而西山等风景游赏地虽然游人时常光顾，但游览型寺庙往往多为官员阶层提供免费食宿与导游服务，因此不能被纳入休闲服务圈中。

张培锋在《休闲是一种修养——中国传统休闲文化的现代启示》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休闲文化中贯穿着豁达、超脱、知足常乐等精神，体现了伦理休闲和心理休闲的统一，体现了张弛结合的辨证精神，对现代人保持心理健康，增强心理承受能力具有补益作用。他还认为中国传统休闲文化形成于先秦时期，受儒道思想影响大；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是传统休闲文化的发展期，出现了以休闲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如以陶渊明、谢灵运为代表的“田园诗派”、“山水诗派”、“闲适诗派”等。成熟期则是明清时期，“重要标志是出现一批集大成性的休闲学著述，如明代陈继儒的《小窗幽记》、高濂《遵生八笺》、洪应明的《菜根谭》，清代李渔的《闲情偶记》、石成金的《传家宝》等。”

这是对士人阶层休闲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一种判断。综观中国古代社会的休闲娱乐生活史，我们可以初略看到几个特点：一是休闲娱乐文化具有时代性和阶层性；二是平民百姓在休闲娱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休闲主体和休闲文化创造者。三是古代休闲娱乐文化的发达与否与城市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四是地域差异性和共性并存；五是古代休闲娱乐文化成功发挥了社会和谐稳定器的作用。六是休闲服务行业的存在为古代城市休闲活动的繁荣提供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