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是对城市学生上山下乡的专用称呼。
根据上山下乡的时间，知识青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1954~1966年的“老知青”
1954年，山东省掖县徐建春（女）高小毕业回乡务农，是新中国的第一个知识青年。
1959年至1965年，又有以邢燕子、候雋、董加耕等为代表的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还有到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由于这些知识青年的数量不多，范围不广，没有构成社会群体，可以说是“有影响，没规模”。
第二类——1967~1970年的“知青”
从1967年北京一些中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到内蒙古农村插队落户以后，到1968年发布了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全国当时在校的66、67、68年初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到农村了，这就是知识青年的“老三届”。后来，69、70两年的毕业生又继续下乡，于是从66到70又合称为“老五届”。
第三类——1972~1976年的“后知青”
1971年，上山下乡中断了一年。
1972年到1975年的毕业生，仍然继续上山下乡，但是由于中央已经吸收了老五届知青的经验，所以，他们的境遇已和“老五届”大不相同，一是他们下乡的地点，一般都离家不远；二是有“随队干部”负责他们生活、学习的管理，成为有组织的队伍；三是有的知识青年由家长的单位与县或者公社挂钩，由单位派出“随队干部”，把知识青年组织成集体；四是在政策上知识青年可以优先安排工作，使上山下乡成为学生参加工作的必由之路。所以，这些“后知青”已不再受到社会的关注，而且在“老五届”的眼里，也不把他们纳入知识青年的行列。
根据上山下乡的形式，知识青年又可以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到生产建设兵团当“兵团战士”，如《今夜有暴风雪》的作者梁晓声、相声演员姜昆等；第二种是到国营农场当“农场工人”，如《中国知青部落》的作者邓贤等；第三种是回农村老家当“返乡知青”，如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倪萍等；第四种是集体到学校联系的农村 “插队落户”，如《蹉跎岁月》的作者叶辛。
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都是半军事化管理，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每年享受一次探亲假。回农村老家虽然是当农民，一般都是住在奶奶或姥姥家里，生活有人照顾。
“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虽然是集体住在“知青点”，但是收入和农民一样靠工分，生活由知青自理，所以相比之下，插队落户是知识青年中最散漫、最艰苦、最无助的，因此也是最不安心、牢骚最盛的。
1971年以后，这些“老插”们开始了“集体上访”和艰苦曲折的返城活动，先是有了可以“病退”和“困退”的政策，后来口子越开越大，医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少戳穿他们装病的伎俩，不仅给他们开出了“丧失劳动力”的重病证明，有的还暗示他们这种病的症状是什么样子，以免他们露馅。1975年前后，“老五届”的“插队落户”知识青年，基本上都离开了农村；1966年以前下乡的“老知青”，也差不多都回城了。
由于那时普遍认为，知识青年进入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以后，每月有工资，每年有探亲假，应该算参加工作的职工，而不能再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所以，凡是与“知识青年”有关的中央文件，都把“兵团战士”和“农场工人”中的知识青年排除在外，这才引起了1979年的胜利大逃亡。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进入了市场经济，政策又允许和支持知识青年可以回城另谋职业，并可以将他们的配偶及子女的户口，一并迁回城市。
至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彻底地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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