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一座苦寒老城的华丽转身

我在1998年1月—也就是将近20年前——首次来到莫斯科寻求冒险的时候，这座城市仿佛还处在中世纪。这里几乎看不到广告牌或其他类型的广告，也没有摆满商品的橱窗。在当地小杂货店工作的女性围着披肩，脸上长着黑痣和粉瘤，用一种很古老的称来称量我购买的商品。其中一位女性的手上还有一处正在渗血的伤口，上面缠着脏兮兮的绷带。作为一个美国人，这幕场景足以让我感到震惊。为了买一个苹果，我必须排三次队。我的朋友奥尔加在莫斯科最早的酒吧之一Krisis Genre工作，当我在夜间从克鲁泡特金地铁站步行去那里的时候，街上空无一人。

那时候的莫斯科是多么地宏伟壮观，拥有令人惊叹的文化和良好的基础设施。站在废墟之中，我发现这是我见过最美的地方。我四处拍照，目眩神迷于这座城市宏大的规模、宽阔的林荫大道、粗蛮主义建筑、地铁里的大理石海洋和社会现实主义雕塑——这些巨大的雕塑刻画了胸膛宽阔的工厂女工抬头凝望乌托邦未来的场景。所有这些雕塑—甚至包括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一座矗立在其斯泰布鲁迪地铁站外的黑色金属女巨人——都盖满了沙砾。

翻整一新的高尔基公园对自行车和行人都很友好

急剧变化

1991年苏联的解体对许多莫斯科人来说一直是灾难性的事件，尽管西方世界将其视为胜利予以庆贺。教师和国有工厂的工人连续数月领不到工资，中产阶级也要忍饥挨饿。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悲惨的生活状况有所好转，但当时仍然有两种货币在流通，发行第二种货币是为了应对第一种货币极度通货膨胀的状况，城市服务已经崩溃。

公园里到处都是垃圾和酒鬼，游乐场的地上满是碎玻璃，弥漫着一股尿骚味儿，曾经赏心悦目的老地铁站被售货亭所包围。那个时候甚至没有人负责除雪。在人行道上行走的时候，我很快学会了当地人在穿越结冰的湖面时所采用拖着脚走路的方法。

今天的莫斯科干净、绿色、吸引人——当然，不包括那些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翻修的地方。庄严宏伟的微光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整齐划一的光芒，尽管一些奇特之处仍然被保留了下来。2016年8月，我来到一个街区，想起当年曾经坐在这里的一张长椅上，因为无法用前苏联的一种塑料代币拨打付费电话而沮丧得哭泣，如今，这里已经冒出一家游击概念咖啡馆，类似《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那种风格的超大型粉白色塑料家具给你提供了一个舒适的场所，可以享用这座城市全新的免费无线网络。这个咖啡馆的客人以俄罗斯年轻人居多，他们面带微笑，一边使用手提电脑，一边轻啜外卖杯里的咖啡。

莫斯科的这种变化反映出很多内容——比如说，一个真正的后苏维埃时代的年轻一代以及俄罗斯的相对稳定——但是，城市街道的外观和感觉所发生的这种急剧变化还是一部城市规划史，从其巨大的规模和勃勃的雄心来看，不亚于那些社会现实主义纪念碑。这种改造大多发生在不久前，或者仍在进行中。翻修的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道路、地铁、公园、建筑立面、市政管道、电缆和电线。

承受制裁冲击

人人都说，莫斯科重塑浪潮背后的推动力是这座城市的市长谢尔盖伊·索比亚宁(Sergei Sobyanin)。现年59岁的索比亚宁曾经担任油气储量丰富的秋明州的州长，刚开始，他是被克林姆林宫选中，成为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政府的一名管理人员。2010年，他获得总统任命，接替了涉嫌腐败的前市长尤里·卢日科夫(Yury Luzhkov)。2013年，索比亚宁当选莫斯科10年来首位民选市长，打败了反对派政治家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后者仅获得了27%的选票。

莫斯科市长谢尔盖伊·索比亚宁(Sergei Sobyanin)

作为这个国家的首都以及众多大企业和寡头集团的总部所在地和纳税地，莫斯科显然一派繁荣。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称，在全球的大城市当中，根据国内生产总值计算，莫斯科的经济规模位居第十。（纽约位居榜首，然后是东京和洛杉矶。）根据俄罗斯的税法，莫斯科在更大程度上被当作一个州而不是直辖市来对待，因此可以按较高的比例来保留自己的税收收入，这一点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很大帮助。你可以看到，坐在宝马和宾利轿车里的富豪们的钱偷偷流向了新近拓宽的街道、吸引人的7天24小时俱乐部、崭新的地铁站或者城市近郊繁忙的购物中心。

莫斯科的现状就是这样，尽管当地经济受到油价暴跌打击，且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以及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军事支持招来了制裁，这一点对经济也有所影响，只不过程度较轻。笼统说来，参与制裁的国家的企业如果和俄罗斯实体做生意（主要是在石油和银行领域），都属于违法行为。莫斯科城市建设政策部门的主管谢尔盖·列夫金(Sergei Levkin)说，来自油气公司的收入曾经占莫斯科税收总收入的25%，如今，这个比例已经缩减至大约5%。但是，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2017年俄罗斯经济报告》，俄罗斯比许多依赖石油的国家更好地经受住了油价下跌的打击，这份报告还预测俄罗斯经济会实现温和增长。

莫斯科本身承受住了制裁的冲击。俄罗斯咨询公司New Economic Growth的总裁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夫(Mikhail Dmitriev)称，最严重的后果发生在某些特定区域；金融行业的停滞（制裁带来的次生效应）阻碍了首都以外地区的发展，这些地方不像莫斯科那样可以用税收收入来新建公路和桥梁。

莫斯科市长办公室的发言人称，该市2016年的预算大约为280亿美元（约合1856亿元）。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这笔预算仅略高于纽约市预算的三分之一，却要为1700万人—也就是纽约人口(850万)的两倍—提供服务。规划者要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这笔资金成为全市的议题。

关注生活质量

第六届一年一度的“莫斯科城市论坛”于7月初举行，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有419人发言—包括金融界人士、科技梦想家、食品行业的企业家、建筑师、来自俄罗斯的城市规划师以及国际同行，例如来自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Zaha Hadid Architects)的克里斯托斯·帕萨斯(Christos Passas)和“火人节”(Burning Man festival)的总监斯蒂文·拉斯巴(Steven Raspa)。会议在全俄展览中心举行，这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地标性建筑，曾经专门用来做“国民经济成就展”，最近和其他主要的地标性建筑一起被翻整一新。新栽种的植物包括200万株花朵、18000株灌木和130棵树，这是体现官方大手笔的诸多迹象之一。

2017年莫斯科城市论坛

2017年的会议主题是“集聚”，这个不招人喜欢的新造词指的是未来的特大城市，它们吞并（或者说“集聚”）郊区和邻近较小的城市，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城市。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而俄罗斯已经为莫斯科的这一天做好了准备。2014年，它甚至占据了邻州的很大一块领土，从而使这座城市的地理面积扩大了一倍，还宣布了要把政府办公室从市中心迁移到这里的计划，此举是在效仿北京。

城市的集聚能集中和驱动国家财富，其繁荣程度取决于它们吸引和留住人力资本的能力。让一个大都市变得更容易徜徉其间（无论是从实体角度还是从官僚主义的角度来看），有助于让城市人口感到幸福，但是，在过去10年中，这些居民有了更多的要求。人们意识到，一座城市应该像一个魔法折纸盒一样，可以不断打开，不断释放出包含乐趣、美食和文化的新层次。在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任职纽约市长期间担任纽约市首席城市设计师的亚历山德罗斯·沃什伯恩(Alexandros Washburn)称，这个策略就是“通过本地化设计展开全球化竞争。”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上，各种类型的俄罗斯官员都强调，他们在顺应全球其他地方城市文化加速蓬勃发展的潮流，至少在修建自行车道和可爱的咖啡店、可持续性和可行走性方面做到了这一点。索比亚宁宣读了一封来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信，从而拉开了会议的序幕。信中说道：“在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下，一个国家大都市的竞争力决定了这个国家整体的竞争力，因此，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莫斯科的生活质量、所有的基础设施项目、交通流量、能源节约和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一句话中同时听到“生活质量”和“莫斯科”这两个词着实令人感到惊讶。在上世纪90年代，如果某位倒霉的通勤者试图穿越错误的地铁十字转门，金属门会狠狠地拍打她的膝盖骨。如果你不以足够快的速度让开道路，负责清扫站台的市政员工会拿扫帚打你。据TomTom交通指数显示，在2012年和2013年，莫斯科的交通状况是全世界最糟糕的。

莫斯科那个时候面临（现在还继续面临）另一个生活质量方面的挑战，至少从西方的视角来看是这样。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将其控制下的选举称为“主权民主”，目前不允许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竞选总统。（在一些较低的层级上，存在更多的细微差别和自决权。）2013年，俄罗斯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同性恋宣传”视为犯罪。这项法案的措辞模糊宽泛，以至于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你在公开场合讨论有关同性恋的事情，可能会被处以罚款。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形容这是一种国家支持下的充满恶意的歧视。如果你在一间教堂内冒犯宗教信仰，你也可能被送进监狱。对艺术作品的审查广泛存在于英文媒体和其他非主流媒体当中。

然而，普京却长期拥有强劲的支持率。公众异议通常都是围绕腐败问题，而不是社会公平和言论自由。2017年，反腐败的抗议活动异常激烈—尽管警方采取了限制措施。俄罗斯民间倡议委员会(Committee of Civil Initiatives) 2016年的一份报告发现，这个国家向外移民的比率要高于官方数字。在2000年至2004年期间担任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的罗德里克·莱恩爵士(Sir Roderic Lyne)估计，在过去25年中，有200万到600万年轻聪明的俄罗斯人离开了这个国家。从1961年以来一直不断访问这个国家并担任俄罗斯银行业顾问的莱恩爵士表示，当地企业家对自己财产权的安全性有着“很强的挫败感”。

第一特维尔-亚姆大街(1st Tverskaya-Yamskaya Street)上的人行道正在被拓宽

无论如何，莫斯科正在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通过本地化设计展开全球化竞争”上面。这座城市正在城镇地区展开让行人优先于汽车的逆向工程，并且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进行所谓的“我的街区”的绿化工程。它把市中心精心规划成一个适合年轻人和拼搏者的嬉戏地，在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附近安装了新粗蛮主义风格的秋千，在河边修建了滑板坡道和木块座椅。最新的元素是一个被称为“莫斯科四季节”的项目。这一系列公众活动把购物和餐饮游击概念店与竞赛、活动及大型艺术装置结合起来（其中就包括我偶然发现的那家游击概念咖啡馆高高耸立的复合家具）。莱恩指出：“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讨论人造环境，那么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变化。”他说：“卢日科夫任内建成的一些建筑物带有特朗普式的夸张和粗俗。我对索比亚宁先生不带有任何个人情感，但我认为在更换市长之后，这个城市的品味的确有所提升，莫斯科已经成为一座非常宜居的现代化城市。”

索比亚宁上任后，他最先作出的决定之一就是设立一个中央信息技术部门。他聘请时年35岁的阿尔乔姆·叶尔莫拉耶夫(Artyom Ermolaev)担任莫斯科的信息技术部部长。这种集中化的做法节约了资金，为这座城市在数据采集方面提供了新的动力。撇开监控问题和黑客玩笑不谈，根据人们出行的时间和方式来进行演算已经让叶尔莫拉耶夫的部门研制出了一整套技术附加功能。可以通过移动设备获取的城市服务项目超过200项（索比亚宁刚上任时只有5项）。街面数据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每一个街区，居民们可以在一位真正的市政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预订自己需要的文件或支付账单。一款名为Active Citizen的应用已经吸引了160万注册用户，人们可以在上面就公交路线和学校假期等事项进行投票。叶尔莫拉耶夫预计，在不远的将来，这座城市将可以在市民意识到自己有需求之前，主动向他们推送最新交通状况和其他通知。

两个女孩在高尔基公园驻足自拍

在论坛上发言的麦肯锡(McKinsey & Co.)全球执行合伙人多米尼克·巴顿(Dominic Barton)称：“从获取想法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系统。我想说的是，就创新方面而言，莫斯科在所有城市当中位居前10%。”巴顿指出，在这个领域内能和索比亚宁相媲美的同行包括“新加坡领导人、多伦多市长庄德利(John Tory)、伦敦市长沙迪克·汗(Sadiq Khan)和首尔市长。”然而，莫斯科对言论自由还是采取了暗中限制，因为公共Wi-Fi网络的用户必须登记身份。现年32岁的信息技术管理人士、负责运用最佳国际惯例的埃尔达尔·塔兹马克哈米托夫(Eldar Tuzmukhametov)称，这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授意：“你要知道，俄罗斯和莫斯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红场(Red Square)上搭起脚手架，为庆祝“俄罗斯拳击日(Day of Russian Boxing)”做准备

无线网络很美好，但是，和一座城市的便利程度最为息息相关的还是交通运输——这对未来的“城市集聚”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噩梦。俄罗斯当局正在积极应对这个问题。建筑部门的列夫金说：“如果你要花费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工作地点，你的精力就会减弱，工作效率就会下降。寻求自我实现的积极人士将会寻找另一座城市来居住。”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莫斯科已经同时展开运输系统和房地产方面的重建，一方面努力让人们在不需要汽车的情况下更方便地出行，另一方面让他们的家和工作场所靠得更近，这是城市设计圈内很流行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告诉我们，更美好的大城市应该有多个适合步行的“节点”，而不是一两个中心。

莫斯科将城市总预算的15%用在交通运输投资方面；它实行交通拥堵费，增加了一条环路，把偏远社区更好地连接在一起，还修建了受欢迎的“莫斯科中央环线”，这是一条全长54公里的地上轻轨线路，把偏远社区相互连接起来，并且和现有的地铁站连接在一起。这些工作已经完成，周边的售货亭也被拆除。自2013年以来，地铁的总容量已经提高了30%，预计从现在开始到2021年还将提高一倍。根据TomTom的交通指数，莫斯科在拥堵程度上已经从第一位下降至第13位，排在洛杉矶后面。虽然洛杉矶人可能不会把这一点当作值得庆祝的理由，但对于莫斯科来说，这是一项不小的胜利，要知道，这座城市最早建成的道路比内燃机的出现还早500年。

经济学家德米特里耶夫称，住房改革“到目前为止不太成功”。2017年4月，莫斯科市杜马（市政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法案，拆除了4500栋赫鲁晓夫时代的预制混凝土建筑，这些建筑被称为“Khrushchevki”，是160万居民的家。市政委员会承诺将这些居民转移到同地区或相似地区条件更好的公寓。索比亚宁在针对相关质询作出的书面回复中说道，这个项目将“让我们在未来几十年处理莫斯科有结构缺陷的住宅问题上占据先机。”公众爆发了抗议，一些居民表示很喜欢他们原先绿树成荫的社区，而且安置细节的缺乏令他们感到恐慌—他们将被迁到哪里？什么时候迁走？在接下来的五个月中，这个城市给出了部分答案，通过那款Active Citizen应用延长了选择期，并修改了最初的法案，现在的拆迁范围包括5144栋房屋。预计整个过程将耗时15年，预估成本为3.5万亿卢布（约合3845亿元）。

莫斯科中央环线的商业中心站(Delovoy Tsentr Station)

自消息宣布以来，莫斯科在这个项目上就充斥着各种相互矛盾的理论。非主流网站Meduza.io暗示，居民选择参加的投票过程受到了人为操纵。（从理论上说，在大多数人选择不参加投票的情况下，公寓楼社区才有可能保持胜出。）人们广泛猜测，这个项目为政府提供了一个腐败的机会，或者这是一项针对莫斯科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的救助计划，这些开发商表示，他们一直在苦苦应对高企的空置率。（莫斯科有很多房屋空置，但很难得出准确数据，也很难确定它对市场的影响。）还有人声称，政府正在试图将房地产业国有化。一位未具名的建筑公司高管告诉彭博社：“这是一项附加预算资金的国家指令，它将把独立开发商彻底消灭。”在另一家大型建筑公司做销售工作的管理人士也不希望具名，他指出，这些愤怒的抗议都是猜测，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任何交易。

复杂时刻

莫斯科的发展计划究竟是一项把公共资金汇入朋友腰包的阴谋，一种掩盖经济问题的手段，一个帝国扩张项目，还是一种合理的尝试—在整顿交通和住房问题的同时创造财富、刺激经济，或者所有目的兼而有之？我们不得而知。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很难分割各方利益，清楚地列出谁将成为重大变化的受益者，谁又是受害者，莫斯科并不是最透明的地方。然而，这座城市的物理变化却是明确无误的。

在市中心，工人们几乎挖开了所有的人行道，然后用昂贵的石砖铺设了更宽阔的通道。他们升级改造了所有地下电缆，在路灯杆上安装了节能灯泡，让艺术作品的表面恢复一新，还更换了新的花岗岩。在中心干道特维尔大街，他们正在重新种植自19世纪以来一直保留下来的林荫路两旁的酸橙树。对这些建筑项目的抱怨已经成为一种共同语言。现年26岁的阿林娜·胡赛因诺娃(Alina Husainova)在论坛期间参加了高尔基公园（当然，这个公园也被翻新了）的自行车比赛。她说，她喜欢这座城市的改变，“尤其是自行车道”。但是，她问道：“他们为什么要重新铺设地砖？这是个没完没了的过程。”现年18岁的弗拉迪斯拉夫·帕特里斯切夫(Vladislav Petrischev)表示，刚开始他喜欢市长的这项政策，但“现在它有些过头了。在一夜之间拆除所有的售货亭。这对于整个商贩行业来说是一种毁灭。”

莫斯科中心干道特维尔大街

对于莫斯科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时刻，这座城市寻求参与国际竞争，然而又发现自己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与西方都存在差异。2016年夏天，在四季节活动中，类似于Etsy网络商店卖家的年轻女性摆了几十个售货亭，出售当地的手工艺品，例如，手工雕刻出来的用于制作印章饼干的擀面杖。在复活节期间，巨大的传统彩绘木蛋装点着草坪。最近一次活动，也就是8月6日结束的“鲜花果酱节”，有超过100位景观设计师现场制作了特别的装置艺术。它让我想起了曾经在乌克兰古城波尔塔瓦见过的农民插花节，只不过这个版本更现代、更精致、规模更集中。通过把爱国主义精神和可以上传到Instagram并足以界定21世纪城市风貌的炫酷外表结合起来，这座城市和全球主义之间的一种令人不安的关系以鲜明的色彩展现了出来。

索比亚宁的首任文化部长谢尔盖·卡普科夫(Sergei Kapkov)被媒体称为“潮人部长”，“我的街区”项目最初的设想和高精设计策略都要归功于他，他还曾争取更大程度的艺术自由，但以失败告终。卡普科夫于2014年离开莫斯科市政府，可能是因为和联邦政府的文化保守政策产生了冲突。（截至记者发稿时，他未能回复记者通过莫斯科国立大学发给他的置评请求，他目前在该校担任系主任。）在没有他或者没有他所代表的那种文化自由主义的情况下，对城市发展而言非常重要的年轻的俄罗斯人力资本是否会感到满意还有待观察。没有了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这座美丽的城市可能会变成资金充裕但却无法持续发展的地方、一个波特金土地上的波特金村（弄虚作假、装潢门面的代名词）——而且政府机构伟大的新想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却无法付诸实施。（原文刊登于《商业周刊/中文版》总第390期）

撰文：Valerie Stivers 编辑：孙昊然、赵露露 翻译：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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