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巧这时,有一艘法国大邮船抵达法租界外滩,全体搬运工人也袖手旁观地罢工。这艘大邮船上载来一位外交大员,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能利用救生艇上岸。
这位外交大员上岸之后,见到街灯全无,汽车过处,一阵阵垃圾臭味迎风吹来,在车中法工董局首长黯然无语,这位外交大员便大肆申斥,次晨拜会吴铁城市长,挽请出面调解,吴市长欣然接受。
吴市长认为万一由他出面调解不成,有失身份,想来想去只有杜氏可以了结这件事情,于是就派一位陈景仪拿了市长的名刺去见杜氏,说明这件事由中国人来料理,可以给法租界当局一个教训。
陈景仪不但与杜氏交谊很深,而且杜氏也认为时机已到了成熟阶段,于是打电话给法租界当局首长,约集法商水电公司经理先行商讨。杜氏提出:“所有工人薪金一律要加一倍。”水电厂经理期期以为不可,讲到最后加薪百分之七十五,但是法商方面坚持罢工期间薪金不发,否则,日后他们随时罢工,会无法遏止的。杜氏说:“好!就这样办吧!”
接着杜氏召集罢工领袖,有水电工人领袖、垃圾工人领袖、码头工人领袖,由他具柬在“三和楼”大摆筵席。先叫陈景仪和工人开会,任由工人提出条件,有些只要求加薪百分之三十,有些要加百分之四十,有些要加百分之五十,罢工期间工资照给。陈景仪就用电话通知杜氏,事情已可迎刃而解,请他亲自出马。杜氏收了电话,立刻赶到,含笑到场向代表们打了一个招呼,全场掌声雷动。杜氏一开口,全场又寂静无声。
第一句话:“你们要求的工钿太少,我已替你们讲好加百分之七十五,你们满意吗?”全场高呼“满意”。第二句话:“罢工期间的工钿不给,你们服从吗?”大家高声说:“算了,算了。”只有一个人站起来,振振有词地说:“这一点不能同意。”杜氏说:“我已经答应资方了,不能变更,那么罢工期间工资,由我来贴。”
大家听了,又是一阵掌声。岂知那位工人立刻说:“我要公司拿出来才接受,
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宋子文当财政部部长,发行二五库券,到上海宴请工商界领袖,由秘书唐腴庐开名单。宋子文看了之后,删除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杜氏。唐腴庐力争不可,宋子文勉强答应下来,结果全上海工商界所认的数目,杜氏居第一名,认销总数达四分之一。宋子文见到这般成绩,大为吃惊,亲自到杜宅道谢。杜氏只能说浦东国语,而宋氏只会说英文和广东话,两人谈话,往往答非所问。唐腴庐从中传话,说出财政部的税收,不及租界,而以香烟税一项数字最大,要
过了三个月,有一家最大的外商烟草公司,在上海黄浦江对面浦东设厂,地属华界,这家烟厂有工人八千名,高高的红墙,四周围起来,好像一座城堡一般,自办警卫,自设水电,不纳地税。不缴差饷,厂址沿据黄浦江,所产烟支,自己用船只运出,所以当地的中国政府机构,对这家工厂,一些办法都没有。
忽然有一天,这家外商烟草公司八千工人宣布罢工,烟厂当局态度强硬,关起厂门,一概置之不理。照烟厂当局的估计,只要罢工两个月,工人生活无着,全浦东有八千家户口不能生活,到时便会复工,所以态度硬得很。
浦
外商烟厂初时只估计到工人生活维持不了多久,但是一牵入政治,他们就急起来了,公司董事会推出一个华人董事、广告画家胡伯翔来想办法。胡伯翔想到非杜氏一言不能解决,又请陈景仪陪同前往会面。杜氏说:“工潮的事,容易解决,如果纳税一项,外国人不答应,那么工潮就永远弄不好。”外商烟厂内忧于工人罢工,外患于全国禁销。陷在窘境中,大约又僵持了一个月,不得不完全答应两项条件,工潮就此解决。国民政府的驻厂税收人员,也就从全体工人复工之日起,进驻该厂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