澹先生本来是一位文艺家，写得一手好字，他预先写好两幅扇面，到了杜宅，一件送给杜氏，一件送给陈群。陈群对书画鉴赏力极高，看了陆澹写的字，赞不绝口。杜氏对陈群说：“
陆澹主持正始中学第二年，六千学位竟告全满，杜氏大悦。正始中学校舍宽大宏伟，单是大礼堂就为全沪各学校所不及。上海最初成立“市参议会”时，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会场，终于假座正始中学大礼堂，开第一次参议会成立大会，每二位议员都有一桌二椅，不但地方十分整洁，而且礼堂中没有一根柱，记忆中比香港大会堂餐厅还要大得多，停车场又是上海所稀见的。各国领事都来参加，见了这么大的中学校，觉得出乎意料。
杜氏的生辰是农历七月十一日，每年逢到这天，杜氏皆不愿称庆，往往避寿他处，只约一位老友闲话沧桑，这是他的“年常旧规”。
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杜氏由重庆归来，不久，逢到他六十生辰，友好坚决要替他做寿称庆，预先邀定全国名伶来沪演剧，上海的戏剧界也参加演出，到时假座中国大戏院连演名剧十天。由于座券不敷分配，每一台戏连演二晚，等于十天中，有五场不同的剧目，票价高至五十万元一张，三楼票也要卖五万元。杜氏的爱侣孟小冬，就在第五、第六晚，连演两晚《搜孤救孤》，票款全部助赈。当时因为座券不敷分配，有不少军警硬要进场看戏，几乎闹出事来，幸而有警备司令李及兰在场，总算把所有风波平息下来。
杜氏全盛时代，上海凡是规模庞大的工商业机构，无不想尽办法，延揽他当董事或是董事长，因为凡是大组织，环境上如发生纠葛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能缓和局势的人物，那时在上海，只有杜氏一人最为相宜。
因此，杜氏在上海工商界的大机构中，担任了七八十个董事长或董事。就我所知，报业为《申报》、《新闻报》、《大陆报》（西文），银行为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汇银行，书局为大东书局，纱厂为恒大纱厂，交通机构为华商电车公司、大达轮航公司，学校为浦东中学、正始中学，此外棉织厂、铁工厂、造纸厂、运输公司以及交易所，差不多都由他担任董事长，只有若干官商合办的机构他担任董事。杜氏每年在工商界的收入，不要说是股份上的利益，单单车马费就有很可观的数字。至于公职更多，国大代表，前已说过，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一职，经当选而不就，其他重要团体如全国船联会等都是会长。
何以一个最初不识字的人，有这般威望呢？都是因为他处理人事问题，有特殊的方式，往往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了一个大组织的困难问题，好多公司召开董事会，都移樽就教到他家中去举行，大抵小事他都不管，大事才请他出来说句话。
当时社会间各式各样的势力很大，任何机构只要是由他担任董事长的话，什么事情都可烟消云散，所以他成为上海百行百业众望所归的一个领袖人物。
杜氏对处理一件事，意志极坚强，但是也有两个极端相反的弱点。一件是对妻妾儿女的家事不善应付，常常为了家务闹得大家不开心。举一个例来说，他原本住在华格臬路，但是地方不大，气派不够，所以另外在杜美路古拔路转角造了一座很大的新式住宅，将要入住时，家庭间闹得不可开交，杜氏气恼非常，又不敢向妻妾发泄，迁延又迁延。后来有一位风
还有一件事，就是他的疾病。最初患的是痰饮症（即慢性支气管喘息），后来转为哮喘症，我在民国十九年开始为他诊视，我对他说：“这病只能治标，没有根治的办法。”他说：“中西医不知看过多少，只有你肯说这句老实话。”但是他每次发病，总是急得不得了，好像危在旦夕一般，坚决的意志被病魔折磨殆尽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杜氏乘渣华公司最后一只邮船“宝树云”号来港，住在坚尼地台二十号陆姓建筑商住屋中，杜氏的生活环境为之大变，而哮喘的发作更频，除了喘病之外，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象。他本来是意志极坚强的人，到这时意志也极度的薄弱，一天到晚疑神疑鬼。一时中西名医毕集，有时一天要请几个医生，而且有两位医生，早、午、晚要连看三次；同时各种各式的迷信办法也试过。终于他在六十四岁生辰的前一天与世永别。时为一九五一年八月七日。
这篇文字，我仅是以我所见的实况写出，对耳闻之事提及较少，不足以传述杜氏的生平全部事迹。
司马迁写《史记·游侠列传》，有一个很好的见解，说是“六家要旨，儒侠相并”，但是《游侠列传》中的人物，如朱家郭解，不过是排难解纷。季布季心，也不过是重诺守信，所以要是与杜氏来比较，那些游侠就差得太远了！
至于历史上有名的富翁，如石崇、王恺，不过是自己生活豪奢，更不足与杜氏相提并论了！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陈存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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