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中医眼里的杜月笙:上古游侠远不如杜氏（三）

正在这时，突然有三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到杜氏烟榻边，三人年龄都很大，未曾开口先跪了下来。杜氏看见这般情形，为之骇然，连忙说：“起来起来。”这三个人原来是郑正秋、张石川、周剑云，那是当时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他一见郑正秋，竟高声叫：“四爷叔，啥事体?介紧张?有闲话尽管讲。”接着周剑云就说：“我们明星公司，千辛万苦花了最大的资本到北平去拍了一部《啼笑因缘》，谁知道顾无为不声不响地向法院递了一张十万元提供担保状，说是他拍《啼笑因缘》在先，要禁止我们的《啼笑因缘》，今天刚在南京大戏院上映，忽由执达吏到来加以扣押。这件事，只能请杜先生出来解决，否则我们公司要宣告破产了!”杜氏很轻松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一面拉着郑正秋说：“先吸两筒烟，平平气。”接着张石川说：“如果我们拿出二十万元，本来就可以提供担保放映的，可是要是对方也跟着再加倍，那么事情就永无了结啦!”杜氏明知顾无为是没钱的，就问张石川说：“背景是不是×人?”张石川频频点头。杜氏当即提起电话打给这人说：“郑洽记四小开亲自来磕头，侬阿好让一步路拨伊走走？”对方听到电话之后，也只说了三五句话，事情便解决了，由顾无为自动到法院取消控案，影片扣押的事也就撤销了。这件事情是我亲眼目睹的。

其实，这件事情在报纸上已闹了几个月，双方延请律师登报互相责难，闹得满城风雨，可是最后只经杜氏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据说顾无为后来拿到一笔钱，但是付了律师费、广告费之外，恰好一无所余。

事情解决之后，明星公司虽然挽回了破产的危机，实际上杜氏暗中贴了一笔钱，但绝不让郑正秋等三人知道，这是杜氏的一贯作风。事后，郑正秋预备好一笔礼，亲自到杜府拜谢，恰巧此日，我又在杜家。杜氏一看面色就料到他们的来意，先开口说：“你们阿是来送礼的?”三个人讷讷不敢出声，杜先生说：“倘然你们要送礼的话，以后明星公司任何事情，我再也不管了。”正秋知道杜氏脾气，默不出声，在烟榻上谈了半天上海时事；一方面对石川、剑云两人，伸出一个大拇指，屈了三屈，暗示拜杜氏为师。周剑云早已预备了三张门生帖，就在谈笑之间，三人突然向杜氏三鞠躬为礼，高呼“老夫子”，杜氏坚决不肯答应，说：“正秋四爷叔，年龄比我高，辈分比我大，哪里担当得起?”三个人又说：“如果杜先生不答应，我们决不离开。”杜氏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连说几个“好，好，好”，就算了却这一件轰动全上海的大新闻。

杜氏要我经手办理的童涵春堂药号的事件，我一经调查，资方俞佐廷是上海总商会会长，花了五十五万元，接盘童涵春国药号。店是老店，但是药铺中人，上下舞弊，积习成风，俞氏派了一个老年可靠的亲信宋辅臣担任总经理，到任之后，宋氏暗中调查职工舞弊的事。一天，有一位张姓的伙计，送出一料“膏滋药”，宋一查账上，并无这一笔交易，即刻通知保人，决意要开除这个职员，哪知道这个职员片刻间带了一个人来，这人自称是郁良心堂药号的职工，说这料药是郁良心堂煎制的，他因没有时间，所以托张君代送，根本与童涵春无关。此人的话刚说完，张姓职工即伸出巨灵之掌，重重地掴了宋辅臣四下耳光，宋氏当堂气得话都说不出一句。全体职工骚动起来，一致支持张姓职工，几十人立刻把宋辅臣抬出店外，放在街边地上，声称“如果你明天再来，全体要打你”。宋氏懊丧之余，只好哭诉于俞佐庭，于是俞佐庭就恳求杜氏，代为荐派经理，解决此事。

我和童涵春堂的旧人都很熟，我就说明我是代表杜先生来解决这件事的。起初劳方提出许多条件，都是不近人情的，最后要宋辅臣焚香点烛叩头道歉。我说：“这也是不公平的，要是杜先生出面派一个经理来，大刀阔斧，秉公彻查，你们大家未必个个都是清白的。至于张姓职工也一定会被开除的。”全体职工听我这话，当堂缓和下来，他们只要求全体去见一见杜先生，当着杜先生面前和宋辅臣握手言和，因为许多职工只闻杜先生之名，从未见过他一面，所以他们认为能与杜先生见一面，是无上光荣的事。我就答应他们的要求，然后把情况回复了杜氏，杜氏当场就打电话给俞佐廷，俞佐廷回说：“这样解决再好也没有了，我明天送上四桌酒席，借杜府大厅，宴请全体职工和宋辅臣，双方面就握手言和。”杜先生连说了几个“好，好，好”。次日晚上，童涵春全体职工，个个都理了发，换上新衣出席，还带了松石轩照相馆的一位摄影师，同来摄影留念。杜先生只从内室走到大厅，话都没说一句，大家已欢声雷动，请杜先生坐在正中拍一张照片。留影之后，杜氏即因另有酬酢，匆匆外出，这一晚大家尽欢而散。宋辅臣事后对我说，他那天受了四记耳光，当晚就想自杀，哪里想得到有这般的圆满解决。从此宋氏在该店任职了十二年。

上海的大小纠纷，都是类此方式，由杜氏出面，事情都化险为夷，得到和平解决。

当年上海的法租界，法国人认为是殖民地，不承认是租界，所以隶属法国殖民部之下，所有官员执行着上一世纪的殖民地政策，对法租界居民处处用高压手段，对待公务员也极苛刻。法租界的水和电，是由“法商水电公司”专利经营，职工的薪水极低，每月薪金只有银元八元至十元。

民国十八年，法租界水电厂的职工突然罢工，一时全法租界无水无电，僵持十多日，垃圾工人也响应罢工，法租界当局毫无应付办法，但是不肯低头。在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由法工董局派人请杜氏出来调解。杜先生说：“我资格不够，你们还是去请比我声望高的人来办吧!”其实杜氏早已料到，越早插手，事情越难办，要拖到法国人支持不住的时候，他才能轻易地解决这件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