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西琳去职之后，又来了一位叫武格的满族巡抚。此人水平更差，所有公务均交书办处理。所谓书办，就是衙门里没有品级的文职人员，或曰一种“有文化的临时工”。
杜滨又盯上了武格，给雍正皇帝写了举报信，信中说：“新任巡抚武格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审理原清涧县令私自增加农民负担的案件。他当堂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如实招供。后面的审问就全由书办负责了。后来，书办说此案尚有难以落实与查证之处，巡抚武格就点头称是。”
连续两位满族巡抚被一位职务并不高的汉员盯上，让雍正又气又恼。人家汉员所举是事实，不好找碴儿报复，况且满族高官确实太无能，长此下去也不利于大清江山稳固，所以他就批示杜滨两次递交奏本所反映的问题写道：“西琳被人如此参奏，返躬自思，何颜立于天地之间耶！朕所用满洲外省大臣中多无耻不廉，器局狭小，其所以然之故，朕实不解。满臣之颜面，被尔辈一二丧尽天良之人坏尽矣。朕除愧恨之外，复有何谕！”雍正的话虽是激烈，但总有包庇之意，即只说一二之人如西琳与武格者，而不说是普遍现象。
满族高官无能，终于导致了可怕的“书办专政”，国家的治权就落到低级汉族文人手中，而那些想为国家效力的高级汉员就被排挤在一旁。这种现象不仅在雍正之子乾隆一朝延续，而且到了乾隆之子嘉庆时代成了难以治理的弊病。嘉庆九年（1804年）六月，针对吏部的书吏（与书办同类）私用印信做假档案提拔官员大案，皇帝批示曰：“奈何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失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举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唯令是从。若堂司如此庸碌，书吏如此狡猾，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太阿倒持，群小放恣，国事尚可问乎？”
雍正朝的杜滨参奏西琳与武格的事情发生在雍正六年，据嘉庆九年的吏部书吏舞弊案有76年的时间，整整地涵盖了乾隆一朝（1736-1795 年）六十年。问题从雍正的不肯认账，只说“一二丧尽天良之人”，到嘉庆说“诸臣全身保位者多”，无奈地承认现实，其间乾隆的盲目与武断是巨大的促成因素。首先，他不愿为老领导即他老爹雍正朝的满族高官无能而占位的恶劣官风负责任，仍然认为是个别现象，即“一二丧尽天良之人”在坏事；其次，他虽然也是满汉一体政策的推行者，但本质上对汉人仍然戒心深重。就杭世骏于乾隆八年（1743年）所提的建议来说，根本不是借题发挥，而是在于促成皇帝革除旧弊。
这年二月，举行了一场选拔御史的考试，愿出任的人每人提交一份政论文。于乾隆元年（1736年）应博学鸿词科入仕的杭世骏，此时 48岁，正值为朝廷干大事的年龄，所以他选革除满汉界限为论题。他认为，此种选择既符合满汉一体的国策又能提高行政效率，就写道：“任何主张与见解都不能事先设定，因此，满汉之间的界限不能分得过细。满洲的贤才很多，但与汉人比较，只占十分之三四而已。事实却是，全国的巡抚常是满汉各一半，总督则没有一个汉人。国家为什么还坚持重满轻汉的政策呢？”就表面文章来论，杭世骏已经掌握得很有分寸，违心地说了“满洲贤才很多”那样的客套话。但是，乾隆不认为杭世骏是在客气地说事儿，他认为杭世骏是“见解悖谬，语中挟私”。大怒之际将杭世骏革除官籍，“滚回老家待着吧！”
说杭世骏“语中挟私”也不无道理，因为在朝为官的他深有体会：皇上召见时，满族官员自己不等点名就自主进殿，而汉员则必等点名，此足以说明“满贵”而“汉贱”。也正是这点儿“私心”即如此体会才促使他把问题上升到国政层次去讨论，更何况前代名臣魏裔介对此问题已有所涉及呢？所以，当时与杭世骏相识的人都看到他乐观的情形：他交完论文后，有点得意忘形，想与同僚们一起喝一壶。
在皇帝那边呢？大内人士后来传出消息说：皇上看了杭世骏的论文后大怒，把论文扔在地上好几次，扔了又捡回看，看了又扔，真是气坏了！
杭世骏这边酒饭未备，大内就传出旨意将他开革，赶回老家去。若是一般的等闲人物，笑容肯定要冷冻在脸上，是为哭笑不得。然而，杭世骏毕竟是博学鸿词科选上来的超级才子，他对惊恐不已的同僚们说：“怕什么呀？就算是砍头也会拉到闹市口去砍，污染不了此处我们同住的官寓。”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綦彦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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