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八年汉儒杭世骏的满汉界限论风波

本文摘自：《乾隆爷那些事儿》  作者：綦彦臣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乾隆八年（1743年），大清帝国官场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杭世骏以汉员身份再提满汉官员待遇不一的问题，由此激怒了皇帝，将杭世骏开除公职，赶回杭州老家。

清朝军事贵族集团在努尔哈赤时期首先推行“以满治汉”政策，而后调整为“以汉治汉”，直到康熙八年（1669年）才明确地说：“满汉大小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划一。”而实质上这个政策执行得并不到位，所谓满汉一体的政策不过表现为皇帝本人对汉族历史文化杰出人物的尊崇而已，如康熙谒孔庙、给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又如康熙将朱熹理学列为清代正宗思想。

满汉官员待遇不一问题被汉员写进奏章，杭世骏也不是第一例，如顺治朝进士、顺康之际名臣魏裔介早在顺治九年（1652年）就在奏章中提醒顺治“督抚重臣宜慎选择，不宜专用辽左旧人”。所谓辽左旧人，当然以满族大臣为多数而汉族大臣为少数。在表达出这样的意见之前，魏裔介还大胆地说过“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瘀”那样的话。魏裔介之说不仅言之有据，而且在以后的康雍两朝“满汉之气中瘀”问题根本没见好转，实际上往更坏处发展。满族官员不拿汉员当回事儿，更不会拿汉族百姓当回事儿。比如与杭世骏同时代的著名文人全祖望在纪念姚启圣的碑文中记述道：“驻军闽中的满洲贵族有王爷、贝子、公爵、伯爵各一位。将军、都统以下各开幕府，他们率领的部队是皇家禁军。驻闽禁军没有正式驻所，就占据民房；没有生活用具，就强用原屋主人的东西；没有奴仆伺候，就强迫原屋主人为奴仆。他们轮奸原屋主人的老婆、女儿，把主人的老人与幼童全给关起来。他们颐指气使或高声斥责原屋主人，稍不如意，就将人家痛打一顿。闽中大地每天都有被虐待致死的人，再加上老百姓吃不上饱饭，死人就更多了。姚启圣先生到闽中任职，看到这种悲惨的状况，就尽最大力量保护民众。到了厦门平定后，姚先生给康熙皇帝写信，请求中央将大部分驻军撤回北京，只留两位将军驻守。中央很快决定全数撤军，但是皇家禁军还是要将共计两万的闽中民众带到北京去当奴仆。姚先生流着泪向驻闽王爷请求，要严行军令‘有私携良民者杀无赦’，而后动用大量资金为百姓赎身。这样，禁军在起程前就释放了所有民众，因为他们得到金钱，也就乐意放还被奴役的百姓了。”

从全祖望纪念姚启圣为民请命的善行中，人们不难发现汉民受满族欺压的情况。到雍正一朝，此种欺压汉民的情况虽有所改观，但官场上的满高汉低的现象却愈演愈烈。那位因做过年羹尧幕僚并被诬“悖逆”的著名文人汪景祺在其《西征随笔》中记载了自己的亲历，他写道：“陕西吏治之坏，当为各省之首，几十年来，重要省级官员全由满洲人出任。这些人文化程度很低，连公文阅览都成问题。对于公文往来、案件判决等事项，都让幕僚办理，自己顶名当官而不问民生吏治。这些人又甚为贪财，刻剥聚敛以供歌舞酒宴之挥霍。有一名总督犯罪，朝廷钦差大臣审问。案件中有一个妓女，她在受审时也与犯罪总督同跪一堂。当时人们认为，此事必传为千古笑谈，不只是有失体统的问题了。”

妓女（高官情妇）与高官同时出庭受审，对现在来说，是很正常的现象，体现司法公正精神。在古代的等级社会里可不得了，即便是犯人也要分等级。总督今年有罪，明年可能官复原职，如上节提到的孙嘉淦。但妓女就是妓女，就算明年被宣布无罪，明年的身份还是贱民。所以，满族高官既没有全面接受汉族文化的礼义廉耻观念，更没有相应的处理政务能力，而没有能力再占据要位必然会导致汉员的不满。汉员的不满溢于言表，将满族高官的无能当政治问题来评点。仍是在雍正朝，一位职任陕西粮储道的道员，名叫杜滨，就借他的上司、满族巡抚西琳办公室有裁缝同在的现象，专门给皇帝写信：“巡抚西琳每接见属员时，总有两位裁缝在场。对于陕西省有关道员级官员对长官行礼或对答，此二人就像没看见似的。对于官员们讨论的各种问题，此二人也一一听闻。大小官员，对此现象均表示惊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