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琳：让思想冲破牢笼（二）

2．案由

有一个梦在我出狱后一直在追逐着我，时至今日也仍反复出现——我老是梦见自己又被收监！说是案子还没有结，说是案子还需重审，说是案子又查出新问题了……总而言之，我是又进去了。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梦，在梦中我清楚地意识到事情就发生在我已出狱多年的当下此刻，我的有些反应因而会与时俱进，譬如这几年我在这样的梦中就会焦急地寻找手机。但有一种焦虑却是始终如一的，我总是立即苦苦思索：我们的案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这事怎么就没有个完？

说实话，我对我们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一直都不甚了了。据说我们卷入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涉案人员有好几十人。但我只认识我这三个哥们。显然是有人代劳，把几十个人“组织”成了一个“集团”。逼供诱供透露出这个集团的形状是：有一个工人组，还有一个学生组，按理自然还应有一个总部。我们四个人大概就属学生组。后来了解到的背景情况大致是这样：根据当时的“中央精神”，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新动向”，全国各地因此“破获”了不少“无组织、无纲领但实质上是”的“反革命集团”，有些地方这种集团被命名为“读书会”或“马列小组”。我们那个山城虽小，却也没人敢说“阶级斗争”在我们那里就没有出现“新动向”。至于我们几个人的“入选”， 虽说纯粹是由于运气不好，让我们碰巧进入了办案人员目力所及而手又够得着的范围，但我们的“地下书库”却不容抵赖地成了天赐的“铁证”。替办案人员想，哪里还找得到比这更“符合中央精神”的事？

我们所偷的书，在当时当然全是禁书。不禁又何必去偷？况且，当时又有几本书没有被禁？这已然足以构成一条“罪行”，何况我们所偷的量还不小。据公安局收缴后的统计是三千余册，其中文学书籍不在少数，尤其是翻译文学。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们几个毛头小伙恐怕也就是几个“文学青年”而已。在一起吹牛，说得最多的就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我们那一代人都偏爱的俄罗斯文学。其实这种偏爱本来也是在成长过程中被长期灌输的结果，但到了“文革”时期再坚持却就成了叛逆的姿态。当然，那年头你只要自己摆个pose,就都在叛逆之列。不过，叛逆在我们也确实是自觉的，从偷读禁书到“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偷禁书就是一种证明。一旦开了偷戒，自然就远远超出俄罗斯文学这种过去曾被允许阅读的范围，“文革”前被禁读的各种“内部读物”更是我们的首选。一个个充满油墨香味的书库，让我们对“书香”一词有了一种自定义的“质感”。那些已然黏结在书架上的“内部读物”种类之繁多，更是让我们眼花缭乱！于是有了“关门读禁书，其乐也融融”的一段时日。此外我们还偷听西方音乐，偷看西方绘画……总之，被革了命的“文化”一时倒成了我们的最爱。只可惜好景不长。如今想起来，这种叛逆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饥荒反应。当几乎所有“食物”都被禁止食用时，你的服从与不服从，并不都是理性的选择，常常成了一种生理反应。

我们所偷的“内部读物”中有一些比文学书籍更为“敏感”的理论书籍。举例说，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言论资料汇编、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著作、外国资产阶级谈中国近代史的论文集，以及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等等等。这可就够我们几个哥们喝一壶的了！直到1979年平反时，裁定书上还留着一条“思想反动”的“尾巴”，其根据就是那些书，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没有其他文字落在办案人手里——

“文革”开始后不久我们就已养成不写日记、不记笔记的“良好”习惯！有趣的是，举例用来论证我们“思想反动”的书倒不是“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理论书籍中的一种，而是一本写纳粹德国历史的内部读物——《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不知道办案人员选此书为例的理由是什么，不过我倾向于认为他们是信手拣了一本。顺便说一句，到九十年代以后我才了解到，该书当年也是奉命翻译，主要译者多为正在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其中之一是我所敬重的李慎之先生。

偷理论书籍当然不是为了收藏，我们当时确实也有一种“理论兴趣”。那种“理论兴趣”的来源，除了年轻人一般总是产生的尝试运用理性的冲动以外，还有一种那个时代特产的“政治关怀”。按当时的说法，我们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我们都相信当时盛行的一种看法，认为只有首先“从理论上”认清历史的总体进程，才能在实践上辨明“我们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理论指导实践”嘛！而且，这种“从理论上”的认识还须达到“哲学的高度”。我自己对哲学的特殊兴趣有一半就是从这种看法而来，另一半也许才可归因于个人气质。我们的理论阅读大多是从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开始的，读着读着就产生了读《资本论》的雄心。但列宁说“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于是开始啃黑格尔。这样一种阅读先是让我坐了牢，到后来却又让我考上学——1980年我报考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就是“黑格尔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不知道是前者还是后者算是“历史的误会”。

现在想起来，有一个事实颇耐人寻味：我们的“政治关怀”个个像政治家或毋宁说是一个革命家的关怀，没有“公民”的概念，当然不可能有“公民”的关怀，尽管我们的个人权利已被剥夺殆尽。我们关心的是“国家大事”，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这样一种关怀，人生就毫无意义。这固然是我们所受的教育和那个“血色浪漫”的时代氛围使然，但也许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一点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出路”也都取决于“中国向何处去”。有人说过，“不自由，毋宁死”，有时候可以讽刺地解读为“无出路，毋宁死”。以此观之，当年搞运动整人时总是有所谓“给出路”政策，只怕也是深知此理。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对“出路”的理解往往会“大而空”，所以“广阔天地”能给予极大的心理满足。不相信这是条出路的人于是只能“生活在别处”。我们的大关怀怕是有点超现实主义的意思。当然，“超现实主义”在这里纯属字面上的借用。

伟大领袖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的结果是，直面现实而产生了怀疑。怀疑意味着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从来就被归因于“敌对势力”的影响。按那种逻辑，凡开始独立思考的人，大体上就不再是“自己人”了。前述“中央精神”里断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其实指的就是在一代青年中出现了独立思考的“动向”。从这一点上说，可以认为那个“断言”非常准确也非常敏锐。当时独立思考的倾向确实已呈蔓延之势，“思想者”们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读书讨论也成为一种遍及全国的现象。几十年后有人把那种现象概括为“民间思想村落”。借用这个概念，可以说我们那几个哥们就组成了一个“村落”，与我们“同案”的那些人也许另有其他几个“村落”。

如果一定要为那种独立思考倾向的蔓延划定一个起始时间，大概可以定在知识青年被大规模动员上山下乡的1968年底。曾经的红卫兵小将们被连哄带吓地赶至远离运动中心的边远地带，忽然从“毛主席身边的客人”（沿用当初的说法）变成了一种“边缘人”（借用现今的说法），落差是大了点。运动初期被煽风点火引发的那份狂热自然会渐渐冷却，何况大部分人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狂热过。我清楚地记得，当年那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著名“最高指示”一发表，立即给我所认识的许多中学生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毛主席都说话了，他们不敢不去。当时我已从一所中专退学在家，去火车站送过他们中的一些人，目睹了难忘的一幕：知青专列启动的那一刹那，车上车下突然哭声大作，竟形成轰然巨响。那景象，倒让我想起了杜甫的《兵车行》。如今话说当年，知青们爱说起的是那些虚掷了的“激情”，其实自始至终与“激情”做伴的还有或显或隐但却更为实在的恐惧。为逃避上山下乡，天知道那些思想落后”的学生们曾想出多少怪主意。我就曾见过不止一人用医用导尿管把葡萄糖水从尿道输进膀胱，以期造成体检时出现糖尿病的结果。还见过更极端的事例，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我们几个人对现实的怀疑其实还要早于“文革”时期。说起我们的“村落”，至迟在1964年即已形成。在这个村落里来来去去的当然也不止我们四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个村落在那时候也远不会是一个孤例。文革”的来临并没有点燃我们的激情，我们几个人无一例外地都是“逍遥派”。而且，四个人中有三人退了学，两人从中专，一人从普通高中，另一人也想方设法逃离了做知识青年的命运。也就是说，在入狱之前我们四个人都没有了单位，成了在社会上“鬼混”的社会青年。当年的“社会上”，差不多就等同于“社会之外”，离牢门是只有咫尺之遥！

就我所知，被定为我们这一案总头目的人所在的“村落”好像比我们的“村落”要大一些。他是中心人物，受人崇敬，有些人竟称他为“中国的马克思”。今天看来，这个称谓可能会显得很可笑，表现出“村里人”坐井观天和夜郎自大的闭塞和狭隘。不过，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当年的中国大地上，出现过这种称谓的“村落”恐怕不是一个两个。这个称谓表明：第一，“村落”里的人都是胸怀天下的，想要解决的是（如前所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第二，“村里人”都认为“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必须达到马克思的那种理论高度，才有可能解答这一问题。第三，“村里人”因此自觉和不自觉地期盼中国能出一个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第四，说到思想家，“村里人”首先想起的总是马克思。

我们当年那种“独立思考”的局限性由此也可见一斑。我们确实拒斥了当时官方对现实生活做出的一切理论解释，然而从思想方法上说，其实还是逃离不了官方理论之窠臼。长期吃精心配给的“偏食”，似乎能养成一种单一排他的口味。比如说，我总是容易倾心于“德国式”的玄奥，而不太能接受“英国式”的浅白。这种倾向曾严重妨碍了我的阅读。我记得，我曾接触过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庞巴维克的作品——《资本实证论》，结果却因嫌其“浅白”而没有读下去。尽管庞巴维克是奥地利人，我还是读出他缺少德国味。呵呵！考虑到这些年我读哈耶克所感觉到的兴奋，当年我之错过庞巴维克，还真当引为憾事。

我当初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困境。在入狱前的那一两年，我就开始有意识地胡乱读书，意思是打破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为中心线索的所谓系统阅读。并且还常常彻夜不眠地用笔清理自己已然乱成一团的思想，企图做理论突围。那时候，为了安全起见，笔写的东西往往被付之一炬。纸片灰飞烟灭，头脑里也难留下痕迹。对斯宾格勒一见钟情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的头脑仿佛已被看不见的遥控器锁定了接收频道，有些信息就硬是进不去了。思想的牢笼是所谓“灵魂工程”之杰作，囚禁人的，哪里会只是某种理论？

后来我还了解到，我们那位“总头目”确实读过不少书，且多才多艺。据说他曾上过几年大学，后却因学业之外的原因（我猜想多半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被迫退了学，在一家工厂做了工人。“文革”初期他在街头贴过两张大字报，文采出众，见解不凡，一时颇有影响。此外，还听说他精通美工，拿着他自己伪造的火车票在全国旅行，列车乘务员从未辨出其真假。这一点我在监狱医院住院时得到过间接的证实。他当时也生病，比我先住进了那家医院。据医护人员告诉我，他用透视胶片作材料为医护人员手工绘制那年头买不着的扑克牌，其精美程度绝对超过厂家印制的。他的此类传奇故事，让我想起的当然不是马克思，而是梁山好汉圣手书生肖让和玉臂匠金大坚。本是一介书生，却已沦落江湖，又竟然满脑子想着“中国向何处去”。多么奇特的人格，多么奇特的年代啊！他的案情很重，病情也很重，肺结核大咯血，但却显然还是赢得了医护人员的尊敬，不能不说他确有过人之处。只可惜他终于病死在那家医院里，没能等到1975年结案。据我所知，这一案被关押的人员在结案时全部获释——有人代劳把那个“集团”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