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琳：让思想冲破牢笼（四）

4．等

看守所里的日子一天酷似一天，除了例行公事一般的吃喝拉撒睡以外，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等——等着有一天铁锁响牢门开，狱警站在门口喊：“某某，抱上你的铺盖卷，出来！”即便等来的不是自由，至少也是案子有了一个了结。看守所本来只是一个中转站，按说不是久留之地，“嫌疑人”在此被拘押理当有一个法定的且为时不长的期限。但我们那个年代不兴这一套，一旦进得那道门，“等”就很自然地成了无限期的。而且时间一般会偏长，长得严重超过囚犯们的预期。

打个比方说，你仿佛被困在了一辆因“临时停车”而无限期晚点的火车上。你已经横下心来准备等它几十个小时，结果竟然等了一个月甚或是一年的时间也还是不见动静！不过在你看来，这种一动不动的状况依然是临时”的，你不太可能会有“长期打算”。你也许会想方设法转移注意力以打发时光，但你的心思其实一刻也没离开“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开？”这一个问题。再补充两点，这个比方就会更贴切一些。第一，你呆在这车上是强制性的，没有可能下车去另作选择；第二，在这种无限期的等待过程中，基本无任何信息。——没有人给你解释车为什么停下了，也没有人会告诉你“快了快了”。因此，“无限期”在你的感觉中差不多就成了“无尽头”。这样一种感觉，在那班屁股都仿佛坐生了根的老犯口中变成了一声长叹：坐牢坐牢，越坐越牢！

我刚进去的时候，同号子里的人报出来的“牢龄”就让我心惊：十三个人中，五年以上的就有俩人，一年以下的只有一人。还听说了更惊人的例子：看守所里有一个“杀人嫌疑犯”，当时已经被关了整整十年！后来这位杀人嫌疑犯”终于获“无罪释放”，所长以此为例来教育我们说：“我们党从来就是实事求是的嘛，某某被我们关了十年，问题查清楚后我们还不是把他放了？”再后来我从那个郊区看守所转监到了市看守所，才知道什么叫“小巫见大巫”。有一位老革命在那里已呆了足足十五个年头！据说他在解放前夕率领一个地下党小组潜入台湾，回来时却只剩下他一个人。这件事他没法说清楚，所以有狱警打趣他说：“你的问题，等台湾解放了再说吧！”

有限期的等，你可以数着未来的日子等，等一天就少了一天。无限期的等，你就只能数已经等过了的日子，等一天就多了一天。这样一种等的焦灼感是不难想象的。入狱后有好长一段时日，我只要一听到大墙外有汽车声就激动不安，想象着是不是我的预审员来了——那光景，就好比盼情人！哪怕只是来提案呢，至少也说明“案子在动了”！那些老犯看上去好像是比我要淡定得多。但我后来发现，他们也只不过是比我更有判断力而已。其实他们机警得像狗一样，睡觉时都竖着耳朵。他们的耳朵能听清楚墙外的车是否在看守所的大门口停了下来。如果是，他们才开始集中注意力做进一步的“监听”，并且总是能准确地判断，是来提案了还是来放人了，抑或只是来了个新犯。至于说是哪个号子发生的动静，当然就更不在话下。渐渐地我自己也成了老犯。我于是明白，那种等的焦灼感，像是时间疗不了的伤，不可能因时间长了就结疤或变得麻木起来。它总是那么尖锐。而且，那种近乎信息真空的状态似乎还有一种放大效应。

我刚入狱的那两个月，按规定号子里须搞所谓政治学习。每天让读读报，至少还能从字里行间获取一丁点关于时局形势的信息。从那种大形势来分析案情动向，虽然有点用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但至少还是能捕风捉影地引出一些话题。后来大概是出了个“9·13”林彪事件的缘故吧，忽然间就完全松弛下来，政治学习的要求不再被提起。而且，为了封锁林彪事件的消息，有一年多没让我们看报纸，也没让“9·13”之后被抓的新犯关进我们这些老犯的号子。“里面”和“外面”于是彻底隔绝开来。号子里只见走人不见来人，终至于只剩下两个人——我和一位年届六十的老农。据说他年轻时跑过马帮，也曾十分了得。但在这个号子里，他却从来是异常沉默，人道是“三扁担打不出一个屁来”。话又说回来，每天都是24小时寸步不离，胜过天下最恩爱的夫妻，又哪里还有多少话可说？所以，我和他常常是各据一个角落，似睡似醒地坐着，头往下垂且越垂越低。时间长了我便有些恍惚，觉得自己真是坐上一辆永远不会到站的火车了。

我那五尺见方一尘不染的囚室，好像是时间里的一个空洞。我有理由担心，我们可能是被外面的世界忘在这个洞里了！等了近两年的时间，不见有人理我。我开始沉不住气，反复恳求狱警帮我催案。一般情况下，这种恳求照例都不会有回音，但我却终于碰上了一次例外。所长答应了我并给了一个我绝对意想不到的回话：“你的事情有点麻烦了！我打电话去找你的预审员，他们说他调走了。我问这个案子现在归谁管，电话那头说：我自己都没人管！’”

听到这话，我的感受就不必细说了。没过多久，我开始称病绝食。三天之后我的预审员来了，敢情他其实没有调走？隔着风门（牢门上开的一个小窗）他劈头问了我一句：“怎么样？”我又一次觉得这话本该我问他。这一回我没让自己被噎着，利索地回了一句：“不怎么样！”他突然脸一沉，说：“我们知道你很顽固……”没等他说完，我爆发了：“没错！我就是顽固，你重判我吧！我不求从宽，但求从严，行不行？赶紧派辆车来，把我从这里拉走。没有小车来辆大卡车，没有汽车来辆手板车。实在不行你就给殡仪馆打个电话，让他们来辆拖死人的车直接把我拖到火葬场去……”我简直就是怒不可遏。他也没等我说完，转身走了。两天后果然来了一辆车，把我送进了监狱医院。

打那以后我就没安宁过，几乎不停地在折腾。从医院回来后又先后三次称病绝食，其中一次还加上了打腿自残，且都弄出了些动静。一次被转到市看守所，送进病号监，另外两次都获“保外就医”。那种折腾当然也堪称“费尽移山心力”，闹出来的故事后来在对年轻后辈“痛说革命家史”时倒是派得上用场，但其实那点动静从根本上说是丝毫没有改变我的处境。我动，案子并没有因此而“动”。我的生命之旅依然处于“临时停车”的状态。我还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