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琳：让思想冲破牢笼（六）

6．出狱

1975年9月18日我蒙恩获释。我知道，这当然不是我努力的结果，裁定书上写得很明白：“教育释放”。不过，四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我所受的教育”倒也刚好有如上了一个大学。从无字句处读书，我们这一代所谓“老三届”的中学生，那些年大多可以像高尔基一样，每人写一本《我的大学》。出狱后我多少有点惊奇地发现，我与狱外的朋友们所受的“教育”似乎还是同步的，彼此依然心气相通。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自己做出了鲜明的善恶判断，而并不需要寻求理论的支持。是啊，有眼睛的人就能看得见的事，还需要论证？整个社会生活充满了人心思变的气氛，而且直接诉诸行动的冲动很强烈。有些朋友向我出示他们连夜手抄的广东李一哲写的大字报。有些朋友则告诉我，他们找到了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英译本，正在抓紧译成中文。还有些朋友来找我商谈，直接提出应该有所行动。我想，他们相信我，是因为考虑到我已经坐过牢，是一个“老反革命”。

紧接着就是伟大的1976年到了。确实有人开始有所行动。市中心街头出现七君子的大字报，要求转向经济建设，搞现代化，一时反响热烈。北京爆发“四五事件”后，第二天街头就出现了“坚决支持首都人民革命壮举”的大幅标语，消息显然是从收听“敌台”得来。7月4号，一帮一直在自学英文的朋友悄悄聚会，纪念美国独立革命两百周年……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那景象自然又有不同。短短两三年间事件不断，看上去像是所有的“村落”都动起来了。

我们那个山城比较小，到1976年似乎已实现“村村通”，几乎所有的村落相互之间都有了交往。一个村落在行动，其他村落多半会知情。也许是整个社会氛围让大家都意识到，是该公开行动了。于是，所有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村落就都很自然地开放了边界。用现在的话说，一个民间的公共空间正在形成。当然，那个时候并没有“村落”的概念，大家都以朋友相称，只不过那一两年间朋友圈子明显在迅速扩大。接下来我要说到的几件事，就都是我的朋友们所为，而我自己也都曾介入其中。介入的程度有深有浅，但肯定都不止于道义上的支持。

显然有一种希望在滋生，受到鼓舞的朋友们开始表达自己。我的意思是说，朋友们不再只是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而是也开始关心自己作为一个人应得的权利，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表达的权利。我想朋友们已经意识到，表达的权利对于思想自由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思想的牢笼虽然常寓于无形，但门上那把锁却始终是看得见的，那就是言论钳制。因此，先是有几位写诗的朋友几次上京，把自己创作的诗歌贴在北京街头，后来索性成立了“启蒙社”。接着又有几位画画的朋友到北京街头办了个飞行画展，被称为“五人画展”。其间还有一位朋友，只身到天安门广场站了几天，身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要求继邓小平访美之后访问美国”。

在那个年代，这些行动当然都会被视为某种政治行动，行动者们也当然都具有政治意识。尤其是“启蒙社”一帮人，成立了组织，组织名称又似乎超出了文学范围。而且，他们最初进京贴大字报时，北京“西单民主墙”还没有诞生。不能说他们就是“西单民主墙”的催生者，但可以断定是他们把民主墙带回到贵阳，让贵阳街头也出现了那么一块地方。不过，据我对他们的了解，我认为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文学青年，其中不乏很有诗才的诗人。贴到北京街头的诗，有意无意地会选择一些政治性比较强的，那个年代的诗人不可能没有政治激情。但私下里他们写得更多也更好的是抒情诗，只不过在“文革”时期写那种抒情诗也是政治上的叛逆行为。一开始他们上京的动机只是想冲破言论禁区，公开发表自己的诗作。紧接着他们产生了进一步冲击结社禁忌的念头。在我看来，他们的结社说到底只是文学结社。但他们所受到的压力和鼓舞都来自政治方面，这使得他们曾一度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行动引为一种政治事业。话说回来，那年头除了政治还有什么其他事业？有人说，都是“启蒙”二字惹的祸。我倒觉得，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思想禁锢之后，“启蒙”二字只怕是顺理成章的一个选择。而且，“启蒙”二字为什么就不能是一个文学社的名称？写到这里，想起一件小事。“启蒙社”的一位成员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一开口说的居然不是“同志们”，而是“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那是在公众场合最早恢复这种称呼的举动，值得载入史册。这个举动实际上是在冲击笼罩着整个社会生活的“革命意识”，也即把整个社会生活都理解为“革命事业”，实则是“政治事业”的意识。

“五人画展”的几位朋友与启蒙社的朋友有着相同的动机：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冲击言论禁区。但他们想得更简单，满足于一次飞行画展。他们当中有后来很有成就的画家，也有自己不画画但为使这次行动更有成效而参与的朋友，比如一位自任的现场英文翻译。事实上在他们五个人背后还有一大群帮忙的朋友。展出的画中也有在主题上政治性（或毋宁说批判性）很强的，但更多是艺术观点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因此也可以说，展出的作品都是有意识地不尊奉“政治性第一，艺术性第二”这一教条的作品。他们当中有一位诗人还执笔用散文诗的形式赶写了一本小册子，题名为《艺术小词典》，相当于表达他们艺术观点的宣言。用现在的话说，他们的观点显然比较“前卫”。他们当然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具有政治性，因为明摆着有政治风险。不过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误解为政治家或革命家，而只是作为一个人在争取表达的权利。

至于站到天安门广场要求“继邓小平访美之后访美”的那位哥们，也一点不是在“发神经”。他很清醒，并没有异想天开，以为自己因此就可以被美国方面邀请和被中国政府允许到美国去一游了。他也只是在做出一种表达。他想表达的是，中国的平民百姓与中国的政要一样有出国的权利，尤其要强调的是有到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国家去的权利。

“启蒙社”被取缔后。朋友们却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酝酿民间办报，构想街头竞选，商量进京声援……一时思想非常活跃，但却没人认为需要先从理论上统一认识。以上各种谋划都胎死腹中，原因在此不值细论。到了1980年，终于有一件事成了：好几个“村落”的朋友聚在一起，办了一个民营的食品厂。与当时想做其他任何事一样，办厂的动机中也包含着政治意识，或曰理想主义：用实践去改变中国社会结构——这是多大的一件事！而且，民营办厂也是公民应有的权利。总之，他们当时都很少想到钱。他们当时开玩笑说：“这回好了，公安局要抓本市的反革命，只需把这个厂子围起来就行了。”后来这帮朋友分分合合，大都成了企业家，这里按下不表。

就是在这一年，我考上了北大。筹备办厂的朋友们前来道贺，说出的话却是：“考上了？太可惜了！我们正要起事呢！”待到我入学之后，一位福建籍的朋友还果真就去了美国。只不过他不是去访问或旅游，而是去投亲靠友，奔着移民的目标前往。他从美国写回来的信说：“朱正琳走了一条中国传统的路，而我走的是我的祖先们开辟的路。”

完稿于2008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