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玄同的疑古思想

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疑古辨伪运动，对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产生了巨大影响。钱玄同就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研究钱玄同的疑古思想对于全面客观地掌握和评价疑古辨伪运动有一定的意义。

一

钱玄同的疑古思想，从学术渊源上看，主要来源于清中叶以后复兴的今文经学。钱玄同自幼读经，就受到今文学的影响，他在自编年谱 1899 年条中写道：“读《公羊》，便觉陈义可爱，当时固不知今文古文之别，然终觉夫子大圣，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必不可免，决非如左氏之陈陈相因者比也。《穀梁》觉其稍逊《公羊》，终胜左氏。”  从“夫子大圣”的认识出发，钱玄同开始接触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他后来回忆这一思想历程时说：“记得 1901 年，我那年十五岁，《春秋三传》都早已读过了，觉得同是一条经文而《三传》的记事和说义可以完全不同，乃至完全相反，实在有些古怪，因此常常翻《皇朝五经汇解》中关于《春秋》的一部分，要看那清代学者对于《三传》的考证和批评。在此书中见到引刘氏的《左氏春秋考证》，于是向《皇清经解》中找到原书来读，看他所考证的非常精当，从此我就不信《左传》了。” 刘氏，即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重要人物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一书认为，《左传》是刘歆将《国语》一书增窜书法凡例及比年缘饰而成。进而，钱玄同又读了清代今文学家庄存与、孔广森的著作，他认为“《公羊》最得经意，《左传》必有伪篡”。“愿为卖饼家，不做太官厨。” 这是钱玄同怀疑儒家经典的开始。

1911 年 2 月钱玄同谒崔适问学。崔适，浙江吴兴人。今文经学家，著有《史记探源》、《春秋复始》等书。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出版一年，即遭清廷之忌而被毁版，传者颇稀，崔适之书皆引申康有为之说，可以说是今文派之后劲。同月 25 日，崔适致函钱玄同说：“《新学伪经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知汉古文亦伪，自康君始，下走之于康，略如攻东晋《古文尚书》者惠定宇于阎百诗之比。” 3 月，又致函钱玄同：“康君《伪经考》作于二十年前，专论经学之真伪。弟向服膺纪（昀）、阮（元）、段（玉裁）、俞（樾）诸公书，根据确凿，过于国初（指清初）诸儒，然管见所及，亦有可驳者，康书则无之，以为古今无比。若无此书，则弟亦兼今古文，至今尚在梦中也。”钱玄同“谒崔君请业，始借读《新学伪经考》，细细籀绎，觉得崔君对于康氏之推崇实不为过。玄同自此也笃信‘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之说，认为康、崔两君推翻伪古的著作在考据学上的价值，较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犹远过之”。 他在 1921 年 3 月 23 日写给顾颉刚的信中，描述这一思想发展过程：“我对于经，从 1909 至 1917 ，颇宗今文家也言，我专宗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伯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这两部书，我都是在 1911 年才看到的。 1909 年细绎刘申受与龚定庵二人之书，始‘背师'（章太炎师专宗古书，痛诋今文），而那时惟对于《春秋》一经排斥左氏而已，此外如《书》之马，《诗》之毛，虽皆古文，却不在排斥之列，而鲁泰王得壁经一事，并不疑其子虚乌有，尚未排斥古文。自 1911 年读了康崔二氏之书，乃专宗今文。”

专宗今文，使钱玄同对今文经学的尊崇达到了顶点。同时也开启了他对儒家古文经典的全面怀疑。梁启超描述清代学术的特点时说，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这种复古是对经学原典的追求而对于后世注疏的解放，而伴随着复古进程的是对后世注疏的怀疑。从胡渭《易图明辨》对于宋儒假托于羲文、周、孔的易学诋为虚妄，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对于晋人伪托于孔安国的孔壁古经证为赝品，开怀疑经典的绪端。今文学家于《诗》则斥《毛传》，于《书》则斥《古文尚书》，于《礼》则斥《周官》，于《易》则斥费氏，于《春秋》则斥《左传》。在康有为之前，不同的今文家对于古文经的排斥程度是不同的。刘逢禄即仅仅怀疑《左传》而已。钱玄同所接受的今文说，主要是刘逢禄的观点。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出，集疑古之大成，举古文经全面摧毁之，在思想界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二十年后，这股飓风还在学术界、思想界回响，经崔适而受此飓风影响的钱玄同“开始知道所谓古文经是刘歆这班人伪造的”。 钱玄同由单独疑《左传》发展到对古文经的全面怀疑。“若就经义而言，古文固为伪言”。 [并且，他的怀疑精神进一步发展，他在 1912 年 11 月 28 日的日记中写道：“崔先生谓凡秦汉经师传授，不可信者居多，盖愈远而人愈详，如《七略》详于《史记》，东汉人说详于《七略》，逮三朝六朝，以至唐世之《经典释文》则传述人最为详备，岂有愈远愈详之理？则必不可信。如毋论古文传授本为刘歆伪造也，即于《公羊传》传授之西汉无道及者，至东汉戴宏乃言者之凿凿，则不可信也。此说最为精确。” 这一段话，简直就是后来层累造成历史的原本。

1914 年，钱玄同阅读了《孔子改制考》，又接受了廖平、康有为六经皆孔子所作的观点。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系廖平所创，康有为加以继承，把孔子打扮成教主和古代改革家的形象，为自己的变法服务。虽然廖、康是为了提高孔子的地位，但其客观结果，却如梁启超所言：“《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对此，钱玄同也有相同的感受，他说：“我很喜欢研究‘经'也者，但我是很‘惑经'的，我在十二年前看了康有为的《伪经考》和崔觯甫的《史记探源》，知道所谓‘古文经'是刘歆这班人伪造的。后来看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知道经中所记事实十有八九是儒家的‘托古'，没有信史的价值。” 钱玄同对古文经的怀疑，虽是站在今文家的立场上，但却是其后来疑古的思想来源。经过新文化的洗礼，钱玄同打破家法，进一步认为“六经固非姬旦政典，亦非孔子的托古著作，六经的大部分固无信史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价值。” 这样，钱玄同因主张复古而尊信今文，而尊信今文又导致其对古文的全面怀疑，成为疑古阵营中的一个主将，其思想来源实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