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玄同的疑古思想（二）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虽有崇故信古的习惯，但也有疑古辨伪的传统。从汉代的王充，到唐代的刘知己、啖助、赵匡，宋代的欧阳修、郑樵、朱熹到明清两代的胡应麟、崔述、姚际恒、阎若璩，这一传统尽管微弱但一直存在并连续不断。除今文经学的疑古思想外，钱玄同也受到中国历史上其它疑古思想的影响。钱玄同在日本时期受到刘知己疑古思想的影响，在 1908 年 2 月 3 日的日记中有记载。在后来的整理国故过程中，钱玄同一直积极主张继承前人的疑古思想和辨伪成果，“不但对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前代学者如司马迁、如王充、如刘知己、如顾炎武、如崔述诸人，都有辨伪的眼光，所以都有特到的见识。” 研究国学“首先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要敢于疑古。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学术之有进步，全在于学者的善疑。”  钱玄同的疑古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疑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钱玄同在继承的基础上超越了历史上的疑古派。钱玄同认为历史上的疑古辨伪有许多不足，“推翻汉人迂谬不通的经说，是宋儒；推倒秦汉以来传记中靠不住的事实，是崔述；推倒刘歆以来伪造的古文经，是康有为。但是宋儒推倒汉儒，自己取而代之，却仍是‘以暴易暴'，‘犹吾大夫崔子'。崔述推倒传记杂说，却又信《尚书》与《左传》之事实为实录，康有为推倒古文经，却又尊信今文经，甚而至于尊信纬书，这都未免知二五不知一十了。” 钱玄同认为以往局限产生的原因在于疑古的动机，“彼（崔述）对于经信为确实事实，动辄用主观的尊圣观念评判，皆其所短，然此等毛病，两千年来学者皆然。”“康氏之《伪经考》本因变法而作，崔师则是一个纯粹守家法的老儒，他们一个是利用孔子，一个是抱残守缺，他们辨伪的动机和咱们是绝对不同的。” 钱玄同主张的疑古主要是从学术出发，他在这方面有较多的论述。“考辨真伪，目的本在于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之真相，与善恶是非全无关系。”可以说，历史上的疑古是为崇经尊圣而发为疑古之思，而五四后的疑古则是去掉崇圣尊经之见，以求真为目的，专为学术之探讨。这样，五四时期的疑古辨伪就超越了传统的疑古思想，具有了新的意义。钱玄同进而认为，“辨古书的真伪是一件事，审史料的虚实又是一件事。譬如《周礼》、《列子》，虽然都是假书，但《周礼》中也许埋藏着一部分周代的真制度，《列子》中也许埋藏一部分周汉间道家的思想。”这是一种辩证的看法和历史的观念。由此出发，钱玄同提出：“一切真书尽管真是某人作的，但作者之中，有的是迷于荒渺难稽的传说，有的是成心造假，如所谓‘托古改制'；有的是古籍无徵，凭臆推测。咱们不能因为真书就一味相信它，”但对于假书，也不能一概否定，“假书也是一种史料”。

钱玄同把疑古视为重新建立上古信史的第一步。自清末以来，甲骨文研究经孙诒让、吴大澂、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努力工作，已成为研究上古历史、文字、制度的新兴学科。王国维据此提出二重证据法。钱玄同对甲骨文研究积极肯定，他提出将疑古与甲骨文、金文研究结合起来，建立可靠的上古信史。钱玄同提出：“现在，我们应该在甲文、金文中求殷代历史，在金文中求周代历史，以匡正汉儒（兼今文家、古文家）之胡说。” 在疑古运动开始之际，钱玄同就不以疑古为单一目的，他在 1923 年 1 月 21 日对一日本学者说：“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苦功夫”，“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 ”可见，钱玄同并不满足于疑古。他把自己及疑古派的历史使命定为：“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 ”

二

在古史辨运动中，顾颉刚以研究上古历史为突出，他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影响一代历史研究。而 钱 玄同 则是以怀疑儒家经典奠定了他在古史辨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把经作为怀疑的重点，是因 钱 玄同 认为：“‘经'之辨伪与‘子'有同等的重要——或且过之。因为‘子'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怀疑之态度，而‘经'则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总要征引它，相信它”。他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推倒‘群经”比疑辨‘诸子'尤为重要，因为‘诸子'是向来被人目为‘异端'的，故‘《管子》、《列子》是伪书'，‘《庄子》的《内篇》和《杂篇》非庄子所作'……这类的话，除清朝这班好读伪书的经师外，皆不以为是说不得的。若群经则不然。阎百诗、惠定宇诸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推倒了《古文尚书》；然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至今痛诋还是很多；因为推倒‘群经'他们总认为是‘宜正两观之诛'也。然正惟其如此，咱们‘离经叛道'之责任乃愈重。”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逸出九流，其经典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中间虽有一些聪明睿智的学者，对于儒家经典的神圣性质有所怀疑，但都没有突破传统经学的束缚。 钱 玄同 认为，从历史 上 看，“宋以来有四个大学者，本来都是可以有大成就的，因为被‘经'罩住了，以致大蒙其害。四人者，朱熹、颜元、章学诚、崔述是也。”颜元是对儒家学说破坏最大的一个思想家，他根本反对读书，但却主张学习儒家的六艺。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但也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崔述虽要考信，但也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备载于诗书（书谓尧典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于《论语》，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六经之外，别无所谓道也”。对经的迷信，束缚了思想家进一步从传统 思想 中解放出来的脚步。

把经作为重点，对 钱 玄同 来说，也有许多现实的考虑。 钱 玄同 是一个学者，但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子、史向不为人重视，打倒几部伪的，大家并不觉得什么，打倒伪经，实为推倒偶像之生力军，所关极大也，且此物不推翻，则非信为真正古史，即尊为‘微言大义'，于历史 上， 于学说 上 皆有损害也。”改变信仰，推翻偶像，与卫道相反，“是决心要对圣人和圣经干‘裂冠毁幌'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的。”在这里， 疑古 的意义显然又不局限于学术。

古史辨运动对于儒家经典的怀疑，可以说是对两千年来中国文化、学术、政治的核心部分，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质的“经”的最后一击。而把打击目标指向“经”的关键人物的就是 钱 玄同。 钱 玄同 能做到这一点，与他在近代经学史 上 的独特地位有极大的关系。如众所知， 钱 玄同 曾师承古文家章太炎和今文家崔适，并经过崔适接受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观点。 钱 玄同 从章太炎那里继承了“只把经典当做古书看，不把彼当圣经看，不把经典视为神圣”的批评而不是崇拜的客观治经态度，同时他又从康有为那里接受了对古文经的大胆怀疑 思想， 他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一字千金之伟著。”作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全面怀疑古文经典，提出六经为孔子托古而作，虽仍尊孔，但客观 上 却打击了儒家经典神圣地位，儒家经典的信史价值却从此开始崩溃；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章太炎主张六经皆史，经的神圣地位进一步受到破坏。但康有为以变法为目的，专宗今文，而章太炎以革命保护为目标，笃信古文，都没有做到对经学的最后清理。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笃信今文的 钱 玄同“ 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免除是丹非素出主人奴之见，跳出经学家法的束缚，开始超越章、康对经学的批判。

对于历史 上 的今古文经学， 钱 玄同 认为，“汉代的今文家古文家和清代的简直差得很远，今文家的董仲舒造《春秋》归之孔子，古文家刘歆造《周礼》归之周公，于是把历史完全捣乱，这是遮满青天的云雾。清代的古文家章炳麟，痛驳微言大义之说，不信孔子有作经之事实，这是拨开汉代今文学家的云雾。今文家的康有为发明古史不足信之说，不信有周公制礼之事实，这是拨开汉代古文家的云雾。……清代也有乌烟瘴气之处，此中汉代之毒的原故。就是章君，能拨孔子作经的云雾，而仍躲在周公制礼的云雾之下。康君能拨周公制礼的云雾而仍躲在孔子作经的云雾之下。我们现在应该取他们拨云雾之点，而弃他们躲在云雾下之点，则古史真相才能渐渐明白的披露了。”钱 玄同 反对古文经学，但他却不否定古文经学的考证方法，汲取今文经学的怀疑精神却又力排今文经学的狂妄的流弊，并吸收了非经学家的刘知几、章学诚的经学观点。 钱 玄同 充分认识到今古文的长处和短处，但， 钱 玄同 在当时的 疑古 辨伪运动中，着重点在破， 钱 玄同 用破的 思想 鼓励顾颉刚，“今文学是孔子学派所传衍，经长期退化失掉了它的真面目的。古文经异军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点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七拼八凑而成其古文学，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对台戏。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示出他们的真相。”顾颉刚感到这是“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办法。”应当承认，这种一起撕破的办法，并不科学，也失之偏激，但在当时却是打开经学研究新境界手段。在 疑古 辨伪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顾颉刚说：“在九年冬间，为初作辨伪工作的时候，原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 上， 钱 玄同 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胡适对此评价道：“崔述推翻了‘传记'回到了他认为可靠的‘经'，我们决定连‘经'都应考而后信，在这方面，我们得着 钱 玄同 先生的助力最大。”柳存人对 钱 玄同 在 疑古 辨伪运动中的地位也评价道：“ 钱 先生可以算是承袭着清代道咸间今文家极盛的余绪，而又启发了现代的用科学的治学方法来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