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玄同的疑古思想（三）

三

那么， 钱 玄同 对于“经”提出了那些观点呢？第一，推翻六经之说。第二，对六经作具体的分析。第三，把六经与孔子分家。

1923年2月22日， 钱 玄同 致书顾颉刚，提出对《诗经》的看法。 钱 玄同 认为：“（一）《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二）研究《诗经》只应该从文章上去体会某诗是讲的什么。至于那什么‘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话头，即使让一百步，说作诗者确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未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咱们也只好阙而不讲；——况这些言外之意，和艺术本身无关，尽可不去理会它。”这封信，完全否定了《诗经》的神圣性质。

1923年5月25日， 钱 玄同《 答顾颉刚书》发表。在信中， 钱 玄同 一方面称赞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精当绝伦，同时纠正顾颉刚疑禹为虫的说法，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经学观点：（一）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二）《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书（《乐经》本无此书）。（三）配成六经的原因是附会《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及《孟子》“孔子作《春秋》”的话。（四）六经配成的时间是在战国之末。《诗》是最古的诗歌总集。辑集时代在孔子之前。《书》是三代时候的“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应该认它为历史。《礼》，《仪礼》是战国时代胡乱抄成的伪书。《周礼》是刘歆伪造的。两《戴礼》中，十分之九是汉儒所作的。《乐》本无经。《易》，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是两性的生殖器记号。初演为八，再演为六十四，大家拿他来做卜筮之用；于是有人作 上 许多《卦辞》、《爻辞》，孔子以后的儒者借它来发挥他们的哲理。《春秋》是一部“断烂朝报”和“流水帐簿”，无《孟子》、《公羊传》、《春秋繁露》、《公羊解诂》所说的“义”，《左传》是战国时代一个文学家编的一部国别史，即是《国语》，其书与《春秋》绝无关系。六经的性质及其是否为孔子所作，是经今古文学争论的一个焦点。古文学家，从史学出发，一向认为六经是周公政典，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不过将前代的史料重加删订，以传授后人而已，把孔子看成史学家。今文家则认为六经大部分是孔子所作，经书中固然有前代史料，但更重要的是孔子所赋予的“微言大义”，把孔子看成政治家。在此， 钱 玄同 一方面汲取古代、近代对六经分析的成果，一方面用现代的学术分科理论进行分析，别辟溪径，提出六经是六种不同性质的书籍，“六经团非姬旦的政典，亦非孔丘‘托古'的著作，六经的大部分固无信史的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的观点，否定了六经为孔子所作和孔子删订六经的今古两家的说法，打破了历史 上 经今、古文学关于经的一切旧说，发出许多新见，为经学研究开辟一新境界，具有学术意义。

这一学术 上 的创见也有思想史 上 的价值。因为无论是孔子所作，还是周公政典，两千年来都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将六经（五经）与历史 上 所谓的圣人分开，视之为不同学科的书籍，对于剥下经书的神圣外衣，推倒偶像崇拜，解放 思想， 其意义更为重大。

四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任何学术，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存在。在近代中国，这一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 疑古 既是历史 上 疑古 思想 的继承发展，但作为一场学术思潮，也是五四反传统精神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深入，必然带有新文化运动的特点，即强烈的反传统的色彩。 疑古 学派“非圣无法”、“荒经蔑古”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在思想史 上 有进步意义，但却又势必影响到 疑古 辨伪的学术性，在 疑古 过程中产生怀疑过头的倾向。因为以打倒孔教为出发点和以尊孔卫道为出发点一样，都有可能违背学术研究的求是宗旨。这是古史辨伪中存在的问题之一。这种问题在 钱 玄同 身上也有体现。

1923年2月9日， 钱 玄同 在致顾颉刚的《 论＜ 诗＞说及群经辨伪书》中提出：“不把六经和孔丘分家，则孔教总不容易打倒的。”至于分家的原因， 钱 玄同 认为是“一部《论语》确是古代大学者的言论。乃无端将几部无条理、无系统、真伪杂糅、乱七八糟的什么‘经'也算在孔二先生的著作，还造了许多妖魔鬼怪之谈，什么‘三统'咧，什么‘四始'咧……强说是他老人家说过这样不通可笑的话，他真被冤诬了。” 钱 玄同 这一段话，有其合理的地方，孔子 思想 在后世演化中，逐渐加入不同时代儒者的解释，有非孔子学说真相的成分。 钱 玄同 就认为孔子的学说，经汉宋晚清的解释，“三次增加，真相愈晦，（一）汉（妖灾、微言大义）（二）宋（专制、奴隶的道德）（三）晚清（新今文家，欧化）。”因此， 钱 玄同 主张用科学方法对孔子学说加以梳理，还孔子以本来面目，给予科学的解释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为打倒孔教而去分离六经与孔子的关系，则容易混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这里，结合《春秋》一书，分析一下政治对于 钱 玄同 的影响。《春秋》为孔子据鲁史而作，古无异辞。但专记孔子言行的《论语》没有一言及于孔子作《春秋》，实不免启后人以可疑之点。首言孔子作春秋的，当推孟子。其后加以发挥的当首推《史记》。然《春秋》一经，阙文阙义，殊不易研究。宋王安石曾讥为“断烂朝报”，梁启超称为“流水帐簿”。 钱 玄同 根据《论语》中关于《春秋》的话简直一句也没有，今文家最喜引的、认为有“微言大义”的《答子张问十世》和《答颜渊问为邦》，“仔细读过也是平淡无奇，一点也看不出什么‘非常异义可怪之 论'”， 否定孔子作《春秋》，又否认《春秋》中含有“义”。1925年3月16日， 钱 玄同 致书顾颉刚，提出关于《春秋》，有两个绝对相反的说法可以成立：“（一）认为它是孔二先生的大著，其中蕴藏着许多‘微言大义'及‘非常异议可怪之 论， 当依《公羊传》及《春秋繁露》去解释它。这样它绝对不是历史。（二）认它是历史。那么，便是一部鲁国底‘断烂朝报'，不但无所谓‘微言大义'等等，并且是没有组织没有体例，不成东西的史料而已。这样便决不是孔二先生作的。”原因是“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作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 钱 玄同 把《春秋》视为不像样的东西，以孔子的才具为标准来确定孔子是否作《春秋》，这种标准显然含有主观色彩。 钱 玄同 又言，“我近年来是主张后一说的。但又以为如其相信‘孔子作《春秋》之说，则惟有依前一说那样讲还有些意思。”这里，反映了 钱 玄同 思想 的矛盾。如果接受今文家的主张，则摆脱不掉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如果完全赞成《春秋》是历史，则又与古文家相一致，也同样摆脱不掉《春秋》与孔子的关系。因此， 钱 玄同 提出“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作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的主观判断，完全否定了孔子与《春秋》的关系。这种认识，显然有将政治与学术混淆的地方，后来， 钱 玄同 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修正。

对于古史辨伪运动中存在的 疑古 过勇的问题，应结合具体问题，结合新的历史资料，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加以进一步研究，给予历史的说明，而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