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发展的曲折历程 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市民社会的变化，直接推动了沿海官绅和士林风气的转变，并间接影响中央朝政，在开明之士鼓动、外强压力、地方洋务大员支持以及商民社会与西学相互促动的合力作用下，主张变通的一派占了上风。但是，朝政的转向却与闭塞耳目、坐而论道的京师士大夫发生严重冲突。直到1860年，郭嵩焘仍在抱怨：“中国与西夷交接二十余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京师知者独鄙人耳”。《郭嵩焘致曾国藩》，《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5册。上海广方言馆的筹建虽然风平浪静，1866年京师增设天文算学馆却引起轩然大波，显出士风的区域性差异。与前此同文馆相比，天文算学馆不仅增加西学课程，不再仿照乾隆年间的俄罗斯馆只习西文，招生对象也由八旗幼童改为举人、五贡、翰林及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京、外各官等正途士人。奕等人在那拉氏的支持下，挫败了以倭仁为首的守旧派所谓“矜奇好异，震于西人术数之学”，“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六。的攻诋，却无法化解诸如“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翁同龢日记》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二十四日。等俚语对句满天飞的社会影响。旧学泰斗操纵着士林动向，“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所不齿”。《洋务运动》，第39—40页。结果，形式上获胜的奕在次年招考时惨遭败绩，半年中只有98人报名，而且无一人出身正途。到考者减为72人。经初复试，录取30人。入学半载，因程度太差又斥退20人，剩下的10人，只得并入旧馆。所以有人说：“中国学者中的优秀部分拒绝和它发生任何关系”，“只有一些才具较差的‘骗子’之流才肯去接受新课程的利益”。高斯特：《中国在进步中》，《洋务运动》八，第432页。此后，同文馆中京师学生的水平一直不及沪穗两地的保送生。1872年，该馆的92名学生中，“成绩最好的都来自海口各校”。毕乃德：《同文馆考》注21。到1899年，该馆先后从上述两地接收保送生74人，每届大考，各科头名几乎为他们所独占。天文算学馆的失败，反映出当权者与士大夫，以及京师与沿海士林间的差异分歧，同时标志着西学东渐进程在士大夫精英层的严重受挫。恰好同一年，教会学堂不仅在沿海城市有所发展，而且深入到陕甘云贵川等内陆偏远省份。
相反相成为万物进化之理。天文算学馆遭挫折，京师士林核心也与西学东渐潮流正面撞击，陷入思想先驱鼓动、当权者倡导、沿海士风变化冲击以及下层文化借西学之力浮升趋势的夹攻之中，内部出现分化苗头。当时名士领袖之一的李慈铭说：“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徐一士：《一士谭荟》（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6年），第136页。间接反映出一些士人心欲归之而顾虑重重的矛盾心境。这比丝毫未染欧风美雨的一潭死水之地，又要略胜一筹。
洋务新政推行，中外交往扩大，以及中西学地位此升彼降的变动，使教会学堂得到加速发展的良机。到1876年，新教学校达350所，学生5975人。而天主教会1877—1878年度仅在江南一带就有学校558所，学生9013人。《中国近代教育史》，第75页。鉴于毕业生的社会需求量大于供给，而面向下层的方针见效较缓，早期利用贫民文化排他性弱的特点来打破心理氛围障碍的积极作用已形减少，下层社会文化内化力和辐射力差，潜在制约作用又更多体现于惰性的弱点相对突出，从60年代中期起，教会开始调整对策，一方面淡化宗教色彩，首先以扩大西学影响改善社会文化环境，为宗教传播提供便利，教学内容逐渐世俗化。另一方面，改变招生对象的层次，由贫民转向商贾富家，最后达到吸引官绅子弟。1865年，上海英华书院“考虑到英语教育将是高度有利的，有许多人表示为此目的希望能学习英语”《北华捷报》1865年7月12日。，率先实行收费招收商界子弟，以提高学校的质量地位。到1887年同文书会成立和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这已成为普遍共识。教会人士认为：“往往在北京的高级官员和开通的官员已准备接受外国人的建议，而地方上的士大夫们却进行干涉，并且会有效地阻害一切进程。这般士大夫们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同文书院章程、职员名单、发起书和司库报告》，1887年。为达此目的，办法之一，是通过培养富有聪明的人“担任领袖、先生和司令官”，以取代士绅阶层的地位。《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第457—459页。办法之二，是直接影响并改变士绅。后者更能收到一举两得、事半功倍之效。李提摩太任广学会总干事时，便计划将10000名正式、候补官员和34000名士子童生作为经常施加影响，进行系统教育的对象。江文汉：《李提摩太与广学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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