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堂方针的适时调整与社会变化趋势相合拍。80年代中期，美国教会计划在广州设立一所大学，当地的官绅士商400余人联名请愿，要求将学校设在广州。其中1／4是政府官员，10人是翰林。《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9—30页。上海中西书院由于规定“肄业生不论何局办事，何堂习学，悉听自便，进教与不进教，亦不勉强”，到1892年共有在校生161人，只有17人系教徒子弟。其历年毕业生“或至各海关，或至电报官商各局，以及招商铁路等局办事者已有二百余人，再各处设立电报、水师等学堂，由本书院去学习者，亦有数十人”。财政收入也大于支出，反映出对殷实人家子弟有较强吸引力。《中西书院报单》，《中西教会报》1892年5月第2卷第16期。到1889年，新教学堂共1086所，学生16836人，1895年更增至21353人。《中国基督教会差会手册》1898年第二部分，第326页。1892年天主教学堂633所，学生10917人，《海关十年报告之二》,《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为同期中国人所办学堂学生人数的16倍。不仅数量大幅度增长，程度也明显提高。新教学堂的中学有114所，占10％。不少传教士到80年代末提出兴建大学的计划，上海圣约翰学院于1891年正式开设大学课程。
当然，由于清政府对教会学堂采取排斥态度，不承认其毕业生的资历，在科举制根本废止前，教会学堂对士子童生的吸引力毕竟有限。但教会学堂的商富—贵族化趋向及其毕业生在就业、升学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对士群产生进一步刺激。特别是教会学生投考官办学堂时具有优越条件，如1890年江南水师招考，科目为英文、翻译、地理、算学，第一案及所取精通洋文者“皆出自中西书院、万航渡虹口英文书院、麦家圈诸学堂”。由于“西师教法精勤，人才备出”，还免去4个月的试习期。《万国公报》第22册。士人有围绕朝廷主政派向心运转的惯性，又面临仕途粥少僧多的困境，在世风变幻、西朝涌起的鼓荡下，逐渐打破心理禁锢，转变取向。据不完全统计，到甲午战前，中国共自办学堂25所，其中语言学堂5所，军事学堂9所，普通学堂5所，工艺等学堂6所，在校学生约2000人。据朱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辑上册辑录。除武备学堂外，均已转向招考士子童生。1860年代上海广州设学堂时，虽未引起强烈反对，但主要招收对象并非士绅，而且定额长期不满。如上海广方言馆初期，40名文童正额实收24人，而“候补佐杂及本地绅士附额十名”，则“从未有来馆者”吴宗濂：《上海广方言馆始末记》，《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第1—2页。，反映了士绅态度的消极。广东同文馆中的民籍正附各生“来去无常”，“始愿不过希图月间膏火，迨学习一二年后，稍知语言文字，每有托词告病出馆，自谋生理”。《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文渊阁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等折》，《洋务运动》二，第117—119页。1871年，容闳受命在沪、宁、闽、粤挑选幼童赴美留学，预备学校虽设在风气开通的上海，首次招考仍不满额，容闳不得不到香港英政府所设学校选拔数人补足。全部120人中，籍贯北方者仅山东1人，其余均为南方，江苏21人，浙江9人，安徽4人，福建2人，而广东占82人，其中仅香山一县就有39人。温秉忠：《最先留美同学录》，《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3期。70—80年代设立的福州电气学塾和天津医学馆，各有28和16名学生来自香港，分别占总人数的3／4和2／3。《万国公报》第393卷；K.Biggerstaff：TheEarliestModernGovernmentSchoolsinChina.P6869。据说这时广东香山、浙江宁波等地“不乏熟习欧洲情事之人”，但清政府认为“流品太杂。又未经历试”，不敢“轻信而用之”《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南洋通商大臣李宗义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海防档》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57年）福州船厂（二），第498—499页。
到80年代中期，京师与各地士风明显转变。1885年京师同文馆第4次招考，额设108人，对象为满汉举贡生监及平日讲求天文算学化学洋文者，出示后有394人投考，经过初试，150人达到文理通顺，并粗通天文算学化学洋文的程度。《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65—66页。1881年天津水师学堂招考时，因“初次挑选，恐读书世家子弟，尚多观望迟疑，不肯应试者”，预先规定：“倘届时报名人数不多，拟先尽数挑迄存记，再展一个月后另行示期补考一次，以期足额。”《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万国公报》第361卷。而1890年江南水师学堂招生，要求“年在未冠，经书已熟，体健无病，业通英文”，比天津水师学堂所定“良家子弟”、“文理通顺”的条件严格得多，到考者却有数百，合格者也超过百人。《格致汇编》1892年第7卷第4期。1887年，刘铭传在台湾设西学馆，原只想“造就一二良才，以资任用，讵一时闻风兴起，胶庠俊秀，接踵而来”，最后录取“年轻质美之士二十余人”《光绪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刘铭传折》，《刘壮肃公奏议》卷六，第15页。。而这时上海青年士子为入广方言馆，甚至要向总教习纳资行贿。
士林风气的普遍转变，为维新思潮的兴起和戊戌变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1887年，西学终于正式列入科考，第二年乡试时有32人报考，一人中举。1895年公车上书后的一年半左右时间里，主张兴学的奏折至少有20份。报刊杂志也以鼓吹兴学为重要内容。据统计，《时务报》发表这类文章53件，《湘学新报》35件，《利济学堂报》49件，《集成报》127件，《知新报》139件。而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教育改革的谕旨占总数的1／3以上。颁布改书院为学堂的谕旨，标志着正统文化中西学观念的根本捩转。由于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19世纪最后5年间，新式学堂有了长足的发展。1895—1899年，全国共兴办学堂约150所，其中1895年3所，1896年14所，1897年17所，1898年5月以前14所，戊戌变法期间达106所，估计全盛期学生总数达到万人。早期官办学堂学生虽然也有士子童生，但多属家境拮据者，被指为“名为向学，实图膏火”。1897年，湖北自强学堂率先废止膏火，以俾吸引真正“有志求益之士”《张文襄公公牍稿》卷二十八。。1899年，该堂各班75名学生中，有两湖及苏、闽、鲁等省生员32人，特别是各科新班的23名学生，全是生员。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6年）附录五。表明学堂已成为士人向往之地。尽管政变后一度出现倒退，但趋势已定，不可逆转。1899年，仍增设了7所官办公立学堂。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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