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中国近现代大革命的思想道路（四）

一八九五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这些危机做出回应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趋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激化"的趋势。什么叫激化的趋势？即革命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扩大。当然也有很多观念在中国出现，如改革的观念、保守的观念等等，可是只有革命的观念在一八九五--一九二五年这一段时间声音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本来革命就是把满人赶走，恢复汉人天下，后来却变成了政治制度的改革，最后就变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改革，到了五四更是要彻底地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中国需要重新洗牌。这就是激化，它也可以说是转化意识的扩大和加强。那么为什么在一八九五--一九二五年之间，各种思想出现而只有革命这个思想对人们有极大的诱惑力哪？这当然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原因就是西学的大量进入。一八九五年以前，西学进入中国已有五十年了，可是跟日本相比，中国西学进入之慢不可想象。美国一个传教士在明治维新后不到十年，到日本一个县的小学去参观，发现学校里面学的都是西学。中国的梁启超，家住离香港很近的地方，可是也只有在他一八九零年到北京去考试，经过上海时，在书摊上才发现有西学这回事。一八九五年之前，所有重要书院只有一两个谈西学的，西学也就是在通商商埠里面对一些传教士、买办阶级有些影响，对大多数士绅阶级没什么影响。一八九五年之后，西学大量流入，象文汇报、大公报等新兴的媒体纷纷出现，这时新兴的学校及各种学会也都兴起了。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是不允许随便组织学会的，在前清除了吟诗的诗会以外，不许搞任何其它小组织。一八九五年之后这个开放了，所以学堂纷纷成立。西学大量流入以后，很多以前没有进入中国的现在也进入了中国，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等。可是还不能解释为啥在众多思想中，中国人独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情有独钟？因此，别的因素也要考虑进去。第一个就是当时的政治危机常常造成改革的失败，中国自从帝国主义进来之后就一直想办法对付帝国主义，可是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一八九五年之后，情形更严重，中国人每应付一次，就失败一次，痛心一次。痛心之余，就认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改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激化因素。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传统是很复杂的，不能以表面的东西为准，它有一些潜在的东西，刚才讲的乌托邦就是一个潜伏在传统里面的东西。西学到中国之后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个就是直接强加了一些东西，另外就是产生一些催化作用，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一番重组。这个重组使一些隐性的东西变成了显性的东西，潜在的东西浮到了表面，乌托邦就是这种东西?quot;大同"理想在一八九五年之后又出现了，对中国人包括毛泽东的影响极大。中国人很爱"大同"这个东西，因为相信这就是民族复兴所在。但中国现在搞思想史的人显然忽略了它。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一八九五年之后，危机是多方面的，因此也就造成了中国受过教育的人的生命在这一时期产生很大的震荡，情绪很不稳定，同时文化危机又把传统中对情绪稳定进行调节的机制给消弱了，从前许多"先贤先圣"告诉你很多关于生活的指南针，而现在却没有了。同时社会经济、政治所带来的生命震荡又产生了情绪上的激昂，因此，个人的思想很容易偏激化、极端化、情绪化。特别是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与现实政治状况强烈的疏离性。现在有的学者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边缘化这个东西是很麻烦的，我不认为一八九五年之后，因为考试制度的废除，就形成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因为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了考试制度，但在二十世纪初年他们的地位仍很重要，其地位之重要很可能超过古代社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统统是知识分子（陈云除外），国民党的领导层除蒋介石以外都是知识分子。所以虽然没有考试制度，但有许多新学堂，通过新学堂，知识分子还是可以上升到上层阶级，在社会中占主要地位。同时知识分子通过传统所没有的各种新式媒体，也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我想只是在九十年代资本主义近来之后，万般皆商品，惟有读书低，知识分子才真正形成边缘化。考试制度废除以后，知识分子确实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认为现实制度靠不住了，但这是不是边缘化，我看还有待商讨。

总而言之，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激化，最能反映这个激化的就是革命的观念。革命的观念在五四以后散布很广，成了马列主义进入中国的垫脚石。接着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左转，中国共产党成立，然后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展开，大革命的风暴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杨风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