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中国近现代大革命的思想道路（二）

文化领域里面文化秩序的基础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逐渐瓦解，产生了一个空前的危机，这个危机我称为"文化取向的危机"，即文化的变化达到了某种深度以后，影响到了原来文化的基本的价值观、宇宙观的时候产生一种危机。这个文化取向的危机在一八九五年之后逐渐出现。文化取向的危机大致分三个方面,价值取向危机最重要，价值取向危机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的宇宙观、价值观已经崩溃了之后，而产生的道德价值取向的动摇。那么什么是传统的价值观、宇宙观？大约而言，假如我们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我相信这个假设是成立的，那么它所谓的核心结构就是"天人和一"的宇宙观和"三纲五常"的价值观，这两个东西在一八九五年以后统统受到空前未有的震撼，逐渐"解体"和"解纽"。它解纽之后，就产生了一些影响，头一个影响就是所谓的"价值取向的失落"。本来不管个人或群体的活动，传统都有一个标准，现在这个标准逐渐模糊了，不仅模糊了，有些东西根本不管用了，已经没有了指标，你该做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都很模糊，这就是价值取向危机。另外，还有一个我称之为"精神意义的危机"，每个文化对处于这个文化内的人的生的意义和死的意义以及人生的大环境都有一番构想和定义。现在由于传统的宇宙观受到了震荡而解体，因此这些指标也就由模糊而淡化。以前是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之下生长的，从小念四书五经，因此"安生立命"这些道理从小就从四书里学来了，可是现在这些东西对住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人不起作用了，因此就产生了我所谓的精神意义取向的危机。五四时期，人生观、人的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激烈讨论。他们虽然反对宗教，但他们自己也说，他们也有宗教。如胡适之称，他的宗教是"人化的宗教"，傅斯年，五四反宗教的健将，也跟着胡适之谈宗教，最后称也有宗教。这表明在当时即使你不信宗教，你还是存在一个生命意义的问题，我想这是随人生而俱来的东西，你必须想到这个问题，你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胡适说："我现在虽然反对相信上帝的宗教，可是我要说'文化的宗教'。"周作人提出了"新宗教"。这都反映了精神意义取向危机的问题。文化取向危机的最后一面就是所谓"文化认同的危机"，"文化认同失落的危机"，这主要是指中国近现代以后，进入了一个以西方霸权为主的新世界，这时传统的华夏中心观念已经不起作用了，我们要重新考虑我们自身，重新认识这个新世界以及中国在这个新世界中相对与其他国家的位置，这就是一个认知的需要。除了这个认知的需要以外，还有一个情感的需要。中国人的情感在这个时代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因为帝国主义很麻烦，它不仅是经济的，还是文化的。它即是文化的，它就要深入你的内心。这时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他们所痛恨的帝国主义正与他们虚心求教的"西学"同源，一方面喊打倒帝国主义，一方面又要读西方的书，学习西方的知识，因此这种困境也就造成一种情绪上的扭曲。一种爱与恨、羡慕与愤怒交织的"情意结"。文化认同危机大体而言就是这样的。所以文化取向危机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同时出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我们拿它跟中国第一次受外来文化"佛教"的冲击相比的话，可以看出这些危机就有突出的重要性，这就是受西方文化撞击之后而产生的文化取向的危机。

造成中国"转型"的因素除了政治、文化之外，还有社会经济的方面。我认为这一方面的转型在中国是比较缓慢的，不是在一八九五年以后，大概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假如我们要把台湾算进去的话，那么在六七十年代，社会经济开始有转型的影响，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大陆上开始展开。社会经济转型是远比政治和文化的转型为后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社会经济上的变化，虽然谈不上是整个中国国家社会经济的转型，但在中国东部沿海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多半集中在东部沿海。在沿海，因为外贸的关系，有相当程度的资本积累，因此有某些程度的经济增长，象上海、广州、香港这些地方，所以严格地讲，中国从一八四零年以后，是两个社会，一个是受西方影响的东方沿海城市，另外就是广大的内陆农民城市，这些广大的内陆农民城市到现在仍处于变动转型中，可是东方沿海城市的变化在我们考虑中国革命思想道路时，必须要注意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八九五年之后生活在一个有三面转型危机的社会里面，这三面危机对他们很有冲击，他们必须对这些危机作出回应。我们要了解革命来源，我们就必须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危机所做的回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