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向共和》人物形象看历史范式的转换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教科书与历史著作中，许多近代历史人物，都被贴上不同的政治标签，成为政治宣传画上的脸谱。例如，李鸿章、慈禧、荣禄、袁世凯这样一些重量级人物，无论在国民党的官方史学中，还是建国以来的历史教科书中，他们都是十恶不赦的历史罪魁。而康有为、孙中山的形象，则附丽上了夺目的政治光环，并成为人们道德崇敬的对象。

大半个世纪以来，在数代中国人的心目中，这种黑白分明的形象早已经定格并根深蒂固，很少有人对这些历史形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历史学界的一些别开生面的学者，在接触大量丰富的史料后，会多少偏离这种形象套路，在自己的著作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近代史上的这些重要人物的若干新的理解，但他们的小心翼翼的学院派的风格，以及学术论文缺乏形象展示的空间，使他们在广大社会公众中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走向共和》自播放以来引起世人广泛注目，一个专业学者要在这部电视剧中找出许多不足，实在太容易了，该剧的编剧毕竟非专业出身，专家们在对此剧口诛笔伐时，完全可以获得某种基于知识优越感的宣泄的快感与心理上的自我满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部作品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大胆地突破了五十年来，甚至近百年来历史学界已经形成的刻板的脸谱化的形象，并大体上使众多历史人物更接近于其历史真实的面目。由于它与人们近百年形成的固定观念与思维定势之间，形成巨大反差，由于它能借助于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在数以亿计的电视的受众面前尽情地展示自己对历史的新诠释，当电视剧演职员们挟如此巨大的特殊优势，来强化他们与人们刻板形象之间的这种巨大反差时，其影响力冲击力之巨大，就自然而然了。

下面，本文对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形象的历史真实性谈一些看法。

《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是最有争议的人物。观众中不少人认为该片美化了李氏，这一定程度上是人们长期以来受五十年代史学观影响太深，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所致。当人们面对一个更为真实的李鸿章形象时，反而更难以接受。事实上，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世俗理性意识，首先是在洋务派那里发源的。至于这位在近代中国喊出第一声“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李鸿章，应该如何定位，通过下面的例子就可以知其一二：当年的洋枪队长戈登给他的母亲的信中，写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在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考虑到当时由于清朝的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水平、海军素质等的实际国情，认定清朝难以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因此主张采取低姿态，尽可能在近期内避免战争，以避免中国遭受更大的损失。应该说，这是一种以功效为判断尺度的世俗理性的态度。也决不能以“投降主义”这样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符号可以概括。《走向共和》充分表现了李鸿章在日本签约期间的内心矛盾与痛楚心理，他在轿车里满脸伤痕绑着纱布，眼神透露出的黯然神伤的形象，至今挥之不去，令人久久沉思。李鸿章这一形象再现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一定程度上也再现了中国改革的先觉者所处的困难处境。

翁同和与主和派相反，中国的道德主义的政治文化气氛，是“主战论”的主要特点。中法战争后朝野崛起的清流党就是主战派。他们的主战论于是被后世理解为“爱国主义”，保守的清流党于是成为爱国主义的形象的代表，《走向共和》里的翁同和曾经是这样的清流党式的主战派。这位在甲午战争以前有很多大言高论的清流党人，对中国影响颇大，从来没有被学术界知识界认真研究过。翁氏本人也主张改革，对于清末的改革有其贡献。

慈禧太后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的慈禧太后的刻板形象，也在本片中令人耳目一新。她毕竟是一个妇道人家。电视中的慈禧形象基本可信。

但在细节上仍然有缺点，例如，电视剧中的慈禧太后，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只知观花养鸟，这样的处理则过于简单化，事实上，这位老太后后来就亲口对她最信任的宠臣刘坤一说过，当年每当前线战报送来，她就与皇帝爷两人心急如焚，抱头大哭。事实上，慈禧在庚子事变后的改革愿望的强烈程度决不亚于变法派，根据盛宣怀档案记载，她在西狩回京以后，为了练兵筹款事以至于“寝食不安”，甚至停止了自己的祝寿活动来筹款练兵，虽然这一改革愿望来源于她对保持大清王朝长治久安的愿望。庚子以后的真实的慈禧是这样的：一方面，慈禧在巨大压力面前具有强烈的改革心愿，另一方面，她毕竟是久居宫中的妇道人家，她由于年岁已老、由于庚子事变的挫折，由于对于新事物的知识不足，晚年的慈禧太后在重大决策方面，可以说是心力交瘁、焦虑不安、优柔寡断，经常以泪洗脸、表面坚强，内心脆弱，特别容易受多数人的主流看法的左右。如果电视片能深入表现出她在庚子事变回北京后的内心焦虑感，那就更为真实了。

袁世凯袁世凯是一个充满两重性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不同于书生气十足，毫无官场经验的康有为、梁启超这类激进派，他是清末主张稳健的温和改革派，久经官场，为人园熟。袁世凯之所以不愿参加康有为要他包围颐和园的政变，既有其军事上的实际困难，又有政治上不同于激进派的观点分歧。也并非“无耻卖友求荣”就可以完全概括他的一切，这一点《走向共和》一定程度上是表现了出来。另一方面，他在官场中在权术运用方面如鱼得水，又在北洋军中形成以自己为“恩主”的庇护网关系，这些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他挟军自重，并渐渐滋长权势野心的资源。《走向共和》基本上表现了袁世凯这一人物的这种两重性。全剧也力求在这两个特点之间寻找出平衡点。这一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

孙中山历史上真实的孙中山，性格鲜明，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执着而百折不回。电视中的孙中山躺在地上，血流满地，愤而剪掉辫子，极合孙中山的个性气质。虽然并非历史真实，但却不乏逻辑真实。事实上，许多与孙中山有过密切交住的人士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他的幻想家气质，民国初年，他曾计划让各省向外国借债，以为如此就可在十年内在中国建立350万里，即绕地球40圈的铁路!这一总长度则是根据中国人口比美国多5倍而推算出来的。孙中山身上所有这些对其政治行动产生影响后果的个性特点，很可能迄今为止，百分之九十九的当代中国人毫无所知。

孙中山巨大的人格魅力，并不仅仅在于他的理性与智慧，也在于其浪漫幻想家特有的激情。然而，幻想并不能代替理性，中国辛亥革命的失败如果能从这一视角展开，那么，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的失败，就会表现得更有深度。在这里，我例举了孙中山真实性格中一些不为人们熟知的特点，旨在说明《走向共和》中的孙中山，与人们所熟知的“光辉形象”确实有一定距离，但离历史的真实却更近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