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向共和》人物形象看历史范式的转换（二）

载沣当然，在《走向共和》的塑造的人物中，也有不成功的，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就是其中一个。在《走向共和》里的载沣可以说形神皆不似，电视里的载沣是个横行霸道，咄咄逼人的纨绔子弟。他居然在北京街头把执行交通法规的天津巡警捆起来。生活中的载沣，实际并非如此，首先，他也有着改革的愿望，当年他从北京到上海杨树浦码头登船赴德国时，受到上海市民万人空巷的瞻观，他是亲贵的立宪派之一，起到与民间立宪派里应外合的作用。其次，他的个性特点是谦抑退让，疏懒自乐，才具平庸，优柔寡断，没有心计，也没有太大野心。他对政治没有兴趣，做摄政王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而毫无乐趣的负担，根据载沣家人的回忆，在宣统退位时，他说了一句别人想象不到的话：“这回我总算可以回家抱孩子了”这句话就形象地体现了载沣真实的性格。如果编剧能多接触一些史料，其实这个缺点完全可以避免，好在这个人物实际上也并不十分重要。这一缺陷也对全剧没有太大的影响。

该剧进入戊戌变法，则演得流于漫画化。康有为当着皇帝面斥责保守派，并采取激将法请皇帝杀这些大臣，史无其事，料羽翼未丰且首次与皇上见面的康有为也无此胆。变法派的新秀军机章京们，初来军机处，就对老军机大臣不理不采，旁若无人，一开口就破口大骂老臣，如同文革时的红卫兵，这些情节过于夸张，反而减低了全剧的正剧效果。可以说这一部分是全剧中的败笔。

尽管《走向共和》有上述不足，但本剧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在恢复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这一突破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电视艺术本身。

值得人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尝试恢复历史人物真实性的浪潮，不是由改革开放已经20余年后的新一代历史学家发起，而是由学术界以外的非专业人士发起?并且这一冲击波又能如此势如破竹?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学科特点而言，历史学思维倾向于保守，学院派的风格也易于形成思维定势，这些都可能妨碍了人们去摆脱长期的思维上的“路径依赖”。相反，文学出身的编剧者习惯于文学形象思维，这一思维的特点，往往有助于通过对形象的直觉感悟，来把握人物的特点。因此，文学家的直觉在突破旧思维方面，比起到受理论之网重重约束的史学家来说，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优势。另外，历史学的理论思维，要完全从意识形态教义的框架里摆脱出来也难。历史学家往往离不开“文以载道”，而当历史学家无论是“载革命之道”还是“载改革之道”时，往往会把历史人物不自觉地符号化，这就会妨碍人们去突破旧的思维路径。

从更深一层意义上看，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走向共和》的尝试中看到了历史学范式正在发生静悄悄的转变?也许这句话说得过重了一些，这是作者在研究近代史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未遂心愿。这种心愿渐渐变为心中一种对别人的期待。当电视剧的演职人员们，在并不承担“文以载道”的意识形态任务的情况下，当他们运用文学家的直觉，来自由处理历史人物时，他们就没有思想负担，他们的头脑近乎于一张白纸，本来就没有受教条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过多的涂抹。他们只需凭依其健康的世俗的感觉，以孩子般的好奇心与新鲜感，在历史故纸堆中自由来去，就会在无意中发现一些本来就很明白的东西。史料就在那里放着，历史人物在里面按其本来面目活动着，说着，笑着，发怒着，哭着，阴谋着。这一切并不需要足够智慧就可以理解，只要粗通文言文，运用常识思维，就能很自然地得出接近于真实的看法来。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不同时代的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按某种特定范式来引导自己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变迁，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变迁，学术范式就会出现转换。旧的范式已经不能反映新时代人们的价值观，不能提供学术分析的框架。于是新范式就会应运而生。

在《走向共和》电视剧的人物形象上的争论，某种程度上包含着新旧范式之争。按库恩的说法，这种争论往往不会有胜负。最后的结果是，由于新范式使用的人们越来越多，新一代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新范式来思考问题，旧的一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旧范式由于失去支持者而在历史上淡出。这样说来，那些反对者们会很不服气，因为他们中确实有历史学界中的一代新人，甚至是后起之秀，他们原以为自己就是新史学的开拓者，创造历史学新范式的历史使命，本来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他们身上。然而，没有想到，当他们说《走向共和》“一无可取之处”时，他们很可能会走到了历史的另一个房间里去了。

新范式能不能具有生命力，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新一代人提出的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在新范式的研究路径上得到成效与满足。如果历史学家们自己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历史就会选择别人来做这件事情。

好在马克思说过一句足以使人宽慰的，他老人家说，“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对一部电视作品，大家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井水不犯河水，让观众自己去作选择。是玫瑰的自然会发出芬芳，不必对紫罗兰心怀妒忌。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