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日记》：红军入城后的小资生活（二）

工兵专家

从《遵义日记》中看，日记的作者是红军学校的一名教员，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懂外文，爱打球，也会享受，有着一种与王农出身的红军战士格格不入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那么，何涤宙何许人也?

最早在文章中提及此人的是李德。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一个有着特别身份的人物。他的瞎指挥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迫使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李德后来写了本回忆录《中国纪事》。在这本书中，李德提到，在红军大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位教官，“一个年青的工兵少校”，这位少校后来参加了长征，在很多军事行动中立有战功，而且还入了党。

李德不记得这位“年青的工兵少校”的名字，但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查询的线索：红军大学的一位教官。

循着这个线索，本人查到《张宗逊回忆录》。张宗逊长征之前担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从这部书中果然找到有关何涤宙的文字。张写到：一九三四年六月，原红大校长兼政委周昆调前线工作。由我接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钟纬剑任参谋长，徐梦秋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红军大学有一百多名学员，每期学习时间为三个月，分为高级班和上级班。高级班的学员是团以上干部，学员有蔡会文、邓华、姚詰等。上级班的学员主要是营以上干部，记得优秀学员中有韦国清、张爱萍等。军事训练的主要內容是学习苏军的战斗条令和野战条令，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列宁主义和政治工作方面的材料。高级班的主要军事教员有：何笛宙(原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工兵营少校营长，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讲苏军条令，李德讲“短促突击”，陈时骥(原国民党第五十九师师长)讲地形学、射击原理等技术课。政治课由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和校外联系，邀请校外的同志来讲课，瞿秋白同志曾来红军大学高级班讲过一次列宁主义。

张宗逊把何涤宙误写为“何笛宙”，这种错误是很常见的，比如，在何长王《难忘的岁月》一书的第124页上，更有“何迪宙”这样一个同音的名字，还指出他系转变过来的国民党军人，在红军大学担任教学工作。

《张宗逊回忆录》提供了关于何涤宙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原是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工兵营少校营长，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在与红军作战中被俘，参加了红军，在红军大学任教员。仅此而已，寥寥数十字，至于生卒年月，何方人氏，都没有提及，也可能永远无人知晓了。

何涤宙参加了长征。1934年10月，连连受挫的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根据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漫漫长征路。出发前夕，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苏区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这四所学校是红军大学、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任命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为干部团团长，宋任穷为政治委员。按照原来四所学校的性质，红军大学改编为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千队，队长是萧劲光，政委是余泽鸿。

按照新的编制，在长征中，何涤宙就是干部团上千队的一员。因此，《红军长征记》中有多篇文章提到何涤宙。比如，干部团的教员李一氓写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就写到：在金沙江边，何涤宙指挥架桥，没有成功。李一氓渡江到北岸，坐在江边吃何涤宙为大家留下来的金沙江边生长的鸡。和何涤宙一同住在北岸的人造岩洞里。“金沙水拍云崖暖”，因天气太热，人造岩洞蒸得气闷，无法入睡，俩人扯山海经，何涤宙还讲述了刘伯承带领干部团占领皎平渡渡口的故事。

另外，《红军长征记》中周士写的《吃冰激凌》一文中，也写了作者与何涤宙、陈赓、宋任穷等一起过雪山，在雪山顶上吃冰雪的情节。

在长征途中，何涤宙主要贡献就是架桥。红军长征要过许多大江大河，自然少不了架桥。而何涤宙恰恰是个工兵专家，大有用武之地。何涤宙参加了搭乌江浮桥的战斗，许多回忆文章记载了这件事。

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在回忆录写到：

1935年元旦的次日，由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志率领部队强渡乌江，准备抵贵州北部后，夺取遵义、桐梓。干部团奉命派出特科营工兵连参加搭浮桥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两岸高山望不到顶。陈赓、韦国清同志亲自率领特科营工兵连，星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到江界河渡口，砍竹、伐木、扎竹排。由于乌江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几次被急流冲走，工兵教员谭希林和何涤宙同志，对架桥很有经验，他们想了不少办法，最后用竹篓装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河底，以此代锚，才固定住了浮桥。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克服了器材缺，工具少，军情急，时间紧的种种困难，把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我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直下遵义。

上千队队长萧劲光在其回忆录中写到：在这样一条水深流急的大河上架桥，是一项既危险又需要较高技术的艰巨任务。上千队的教员何迪宙被调去进行技术指导。何迪宙在国民党军队里曾任过工兵团团长，到红大任工兵教员。他在架桥等土木作业方面，在当时称得上是个专家。在中央苏区时，他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架了不少桥；以后过金沙江、大渡河时，先头部队都曾把他请去，研究能否架桥。

萧劲光不但说明何涤宙“被调去进行技术指导”，而且充分肯定何在中央苏区以及长征中架桥的功绩。

耿飚，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具体负责搭设乌江浮桥。他在回忆录中也写到，

刘伯承总参谋长集合我们立即架桥。我抓了个饭团在手里，与杨力一齐向工兵连走去。工兵连几个干部正在那里犯愁，看到我走来，都不吭声，显然，架桥方案还没搞出来。在此之前，他们还专门去请教了工兵专家何迪宙。

何迪宙也在为架桥犯愁，他指着桌子上一大堆中外教科书说：“我已听过侦察员的报告，情况也知道，我查了日本的、英国的资料，在流速超过每秒两米的河面上，不能架桥。而且，我们现在什么架桥材料、设备也没有。”

我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架，而是必须架的问题。我记得你们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架了不少桥么，那些困难都能克服，难道在乌江这里就束手无策了?”

耿飚对何涤宙的评价并不高，甚至让人感觉有些书呆子的味道，但耿飚同样承认何涤宙“架了不少桥”。

不知所终

何涤宙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长征结束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凡走完长征的人，都可以直接入党。这样，何涤宙也就成为了一名党员。

1936年5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议，会上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建立红军大学的报告。会议决定林彪为红军大学校长，毛泽东为政委，罗瑞卿为教育长，何涤宙为教务部主任。何涤宙继续从事红军的教育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

然而，这样一位红军大学的重要干部，后来却从人间“蒸发”了。

据萧劲光回忆：后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指何涤宙)说要去大城市看病，到武汉以后不辞而别，离开了革命队伍。

关于“不辞而别”之说，本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其一，何涤宙经过长征的洗礼，入了党，并受到重用，事业蒸蒸日上，因此，他没有理由“不辞而别”；其二，何涤宙人缘不错，与中共领导干部关系密切，众多回忆录中的赞美之词就是明证。因此，如果他活着，肯定要与战友们联系，那么，党组织一定会知道他的去向。所以，本人以为，何涤宙“不辞而别”，有些讲不通。但毕竟他是消失在革命队伍中，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摘自：《党史博采》2007年第2期 作者：刘明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