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入土为安”史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死了，盖棺论定，墓地便成了他的归宿和终点。但对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就并非如此了。他的墓似乎关涉时间对他的淘洗与评价，因而关涉一种重要史实的书写，也关涉他所置身的这片大陆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气候。如果一个人的墓冢经过迁葬、埋没、多次修葺和重建，形成了我称之为“墓史”的东西，那么，这时墓冢已成为死者的替身，墓史便有点像逝者的另一种历史，它从终点那儿被强迫着重新长出枝叶，充满了死者生前备受争议的足迹和思想与后来者及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死者并没有死掉，也无法安眠，他不断被活着的人惊醒，吵醒，弄醒。他们不是呼着口号、戴着红袖章，就是捧着鲜花、携着修墓工具，甚至带着放大镜和秃笔来盗掘绯闻大发死人财。总之他们必须弄醒这个沉睡在泥土深处的死者，以便清算他的罪行或者表达内心的崇敬，以及嗅嗅有没有金铜的气味。这样一来，死者就不得不醒来，不得不坐起来倾听坟顶上的时代喧嚣。例如陈独秀，不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历经大毁大誉，当年有一副挽联是这样写的：“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慧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这个挽联的预见得到了历史的证实，并曲曲折折地呈示在他的墓史中。陈独秀作为一个无法绕过的历史文化符号，其墓地也成了这个符号最物质的载体之一。人们否定他或肯定他，利用他或敬仰他，都试图通过这个泥土载体来表达什么。这似乎也决定了他的墓屡经动迁和衰荣，蜿蜒而行的墓史简直就像他生前历史的倒影：以1942年辞世为临界，两边阴影浓如暗夜连成一体，并分别向1999年和1919年弥漫扩展，历经了1967年和1927年的血与火，相互印证着这片古老大陆不断恶性循环的历史图像和政治怪圈，因而它成了折射20世纪中国政治史和精神史的一面微暗的镜子。

1942：孤绝之渡

A 必死之地

四川江津成了陈独秀的必死之地。这是当年激扬凌厉的陈独秀所无法设想的，也是他的追随者和敌人所不可逆料的。陈独秀当年第一次被捕曾有一句名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陈独秀是一个不怕杀头的铁血汉子！刽子手多少都忌惮杀这位在中国极具影响的人物，以免引起天怨人怒。陈独秀五次被捕，五次被关进监狱，抓他的有军阀政府，也有外国巡捕房，更有蒋介石政府。陈独秀选择的死地是监狱，但监狱却没有成为陈独秀的必死之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免去中共总书记职务，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多次要求陈独秀去苏联训练和学习，均遭到他的坚决拒绝：“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据记载，与中国大革命有关的联共、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有164名被处决。“苍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苏联当然不是陈独秀的必死之地，这是由陈独秀倔强的反抗性格所决定的。

1937年9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释放出狱，蒋介石竭尽拉拢之能事，以高官利诱之，邀陈独秀担任政府的劳工部长，被陈独秀严词拒绝。这时，老友胡适从美国写信来力邀他去美国，说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写自传，也被他婉言谢绝了。如果换另一个趋利之人，处于困境中也许正求之不得：眼见大势已去，且饱受冤屈和排挤，何不退而求其次，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尽享安逸、清静的书斋生活？！然而，对于陈独秀这样的猛士，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跑到美国去写自传赚钱，拿共产党人鲜血染红的旗帜炫耀自己，那无异于亵渎和背叛！因此，重庆和美国不可能是他的必死之地！

当时上海的托派也派人来联络，劝说陈独秀前往上海重整托派。此时的陈独秀对托派组织已完全失望，投机钻营者、变节者、告密者太多，内部争吵无休无止，说得多做得少，其政治纲领也不能随抗战而变化，因此陈独秀拒绝去沦陷区上海，那儿不是他重振雄风、为抗日摇旗呐喊的地方。对托洛茨基本人，他的看法也很尖锐：“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与此同时，中共也希望与陈独秀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让他直接去延安，将他养起来，但前提是陈独秀公开承认错误，这是陈独秀无法接受的：“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在陈独秀倒霉时，当时的政治势力都曾以悔过要挟过陈独秀。而王明、康生之流不断在延安《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谣中伤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三百元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