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入土为安”史（四）

1966-1978：湮没的荒冢

“文革”前，每年清明陈松年都要带儿女去父亲坟头扫墓祭祀。但“文革”爆发后，他就不敢带家人去上坟了。当时极左猖獗，全民疯狂，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上查三代，下连九族，剖棺鞭尸是常有的事，连封建时代的海瑞坟墓也未能幸免。不说死者，看看死者后代的遭遇就可略知一二了。居于广州的陈独秀女儿陈子美（与高君曼所生），在“文革”期间惨遭造反派的辱骂和毒打，仅仅因为她是陈独秀的女儿。在走投无路时，性格刚烈的陈子美带着两个儿子偷渡香港。一生漂泊的陈独秀一定想不到，他的后代竟会陷入如此悲凄的绝境：56岁的女儿身上只绑着几只酱油桶漂流！在极左辞典里，陈独秀可称得上牛鬼蛇神的老祖宗了：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等大帽子集于一身。他的坟墓当然成为造反派找寻的目标。倘若陈独秀的灵柩不从江津迁回安庆，以江津那样显眼的墓冢肯定难逃一劫，造反派不会放过它的。

“文革”期间陈松年在一家偏僻的砖窑厂工作，老实本分的他看透政治，世事洞明，只是埋头干活，从不参与任何社会性活动。这是他保全家人躲过那场浩劫的主要原因之一。长达十余年无人照管墓冢，无人添土修剪，一代伟人陈独秀的墓几近无人问津的野坟，连墓碑也被人当作石头搬走。这表明人们对陈独秀陷入更深的遗忘和无知，尽管他作为一个反面符号仍深刻地烙在历史中。历经十年雨雪的不断冲刷，坟包平缓得近乎坡地，遮没在一片荒荆野草之中，真是“冢中傲骨成枯骨”，“东风吹泪落孤坟”了（借用陈独秀《存殁六绝句》中的两句诗）。

后来陈松年找到当年抬棺的村民仔细辨认，加上他记忆中的方位，才在荒草丛中找到坟茔的位置，周围已生长着不少杉树。为了下次不再找错，陈松年悄悄在杉树上留下一个刻痕。他问村民：可知道墓碑弄哪儿去了？村民回答说：不太清楚，可能是拿去铺路了。这个村民的回答是真实可信的。墓碑不会用来砌房，或者砌猪圈，这不吉利，只能用来铺路。比起斯大林死后遭鞭尸之辱来说，陈算是幸运的了。对于斯大林的结局以及后来的苏联解体，陈独秀若地下有知一定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他在晚年作过痛苦反思和惊人预见：“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给西流的信》·1940年）当然，陈独秀肯定会原谅村民们，他们通常被当作政治家或政客撬动历史的工具；而陈生前死后都呼吸在他们中间，他更乐意做生前未竟之途的铺路石，哪怕是用一方小小的墓碑。

1979：重立墓碑

1979年10月，是陈独秀诞辰一百周年，陈氏后人想对荒冢作一次修葺，可是这得经省政府的指示和批准，哪怕是动一块石头。事实上，此次修葺也不过是给几近平地的坟茔隆起了土包，然后重新立了块石头：石碑高0.85米，宽0.6米，碑文由安徽省书法家葛介屏书写，右边一行小字：“公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中间隶书大写“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左边下角写：“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延年、乔年的名字还加了黑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碑文将高氏与陈独秀并列在一起，显得更加世俗化和家族化了，政治性色彩被降低到近乎零度，用家族化来为它涂上保护色。对陈松年来说，这个墓冢只涉及作为父亲的陈仲甫，而不关涉他的其他角色，如此而已。但陈独秀毕竟是一代巨人，试图回避他高踞历史之巅的猛士角色是不可能的。就这一点说，将他与高氏并置是不妥当的。可见这个碑显然不如前面那一块。它折射了“文革”刚刚结束后的政治气候，似乎有些解冻但仍寒潮不断，而陈氏后人对此不能不心有余悸，如履薄冰。谁知道造反派会不会卷土重来呢？陈松年刻写这个碑文是深思熟虑的。

但这个墓碑却会惹老先生发脾气的。没出息！粘粘糊糊，拖泥带水，哪像我陈仲甫的墓碑？当年陈松年第一次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见到父亲时，眼泪汪汪的，被父亲厉声斥道：“没出息！”墓碑若陈独秀自己撰写，当疾书“陈独秀在此耳”，这才合乎他的脾气：“我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这就是陈独秀的风格：生当独行者，死为秀峰石。问题的关键在于，陈独秀不知道他死后还在行走（类似毛泽东的名言：走资派还在走），飞墙走壁，如鸟似蚁，在大字报中走，在反面教材中走，在牛鬼蛇神中走，因而也背负着或连带着他的墓碑在行走。但走着走着就有点像喜剧和荒诞剧了，墓地竟成了小戏台。到如今，立块碑还得有人开恩，写个碑文还如此战战兢兢。哦，坟顶上的泥土呀，野草呀，只有你们还有点像我———一个徘徊在苍茫大地上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