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入土为安”史（二）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于此，享年62岁。有意味的是，当时他正在著述《小学识字教本》，写到“抛”字时撒手人寰。他为中国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抛洒了毕生的精力和热血，在晚年更是抛弃了四面八方的诱惑和召唤，也终被当时中国主要政治势力所抛，这注定了陈独秀必须困守在鹤山坪这个孤绝之地因而也是必死之地。一副挽联写道：“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此言甚确也。陈独秀之死被当时主要的政治势力所有意忽略，他们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悼念性的言论。因为陈活着，他们把他当作可以利用的工具，而陈死了，便如干柴烧成灰烬没有什么价值了。在我看来，陈独秀死在必死之地———江津，是有其象征意义的。江津之“津”是关津或要津，也含迷津之意，而且二者处于互含互否的关联中。但关津和迷津都是道路所连带的，或者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道路。陈独秀身陷于困顿的此岸以及历史和思想的双重迷津，他拼尽最后的余力要做最后之渡，以找寻走出那自以为看到了光明而其实不过陷入了更深的迷津。

B 葬于民间

一般认为陈独秀的丧葬及建墓立碑在1942年6月1日便告完成。事实并非如此。它一直延续到1943年元月。何之瑜撰《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也是分两次跨年度记述了丧葬过程，后一次这样写道：“墓道之修筑，先生入葬后，芟芜剔秽，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纵观整个丧仪葬式，可以说是民间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陈的葬礼得到了当地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如邓鹤年、邓燮康等。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他们为陈的丧事奔走乡野并最终得到一副楠木棺。稀贵的楠木棺同样是民间性的，与官方性的水晶棺形成强烈对比。陈的棺木内置石膏、木炭（按四川习俗不用石灰），入殓时身穿青丝棉衣棉裤，裹着白绸，“举体柔弱，面目如生”，“默然观遗容，怆然者久之”（葛康素语）。这是典型的民间的、乡村的葬仪：没有花圈，没有书写挽联，也没有人致悼辞，一切均在平旷高远的露天进行。棺木上扎了很大的一朵白绸花，连着两条白绸带，由童男童女牵执开路。

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送葬队伍正在肃穆中缓缓而行时，来了两个陌生人找到邓燮康加以盘问：“在这国难之秋，你带头为中共之父送葬，是什么意思？”邓燮康反击道：“我不管他是啥子党，啥子派，一个爱国者客死于此，我敬仰他的人格和道德文章，身为本地士绅，不忍看他陈尸于室！”陌生人厉声质问道：“你们组织了这么多人，放鞭放炮，大张旗鼓，是不是想再来一次小小的‘五四’运动？”邓燮康冷嘲道：“这么说来，你是害怕‘五四’运动吧？”想想看，那一刻，“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躺在棺材里，他死了。他再也不能呐喊了。而被“五四”运动启蒙的中国竟然感觉不到他的死，没有人高喊“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了。陈曾无奈地说：“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这正是陈独秀一生的悲剧和忧思所在。

陈的墓址选在鼎山麓康庄桔园之中，用白条石砌成圆形的墓体，占地近120平方米，墓宽5米，长7米，墓周水泥过道宽1米，墓前有石梯，左右有条石凳，墓后有条石堡坎，墓前矗立峡石碑，上镌“独秀陈先生之墓（1879-1942）”，其书写者并非台静农，也非欧阳竟无，而是名不见经传的葛康素的五堂兄葛康瑜手书，并亲自錾刻。这个碑文别出一格，突出了“独秀”又增添了亲切平易的民间色彩。陈独秀葬于民间几乎是必然的。可以说，葬于民间便意味着葬在民心之中，并复活在大地的、草民的或异端的季节轮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