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身后事 时人眼中的梁启超（二）

不过，梁启超逝世之年展开的年谱编纂工作，在梁氏挚友丁文江的主持下，倒是声势浩大，卓有成效，证明哲人虽萎，遗爱未泯，朋友们并未忘记梁启超。梁氏长逝后，亲朋会议，决定做两件事：一是由林志钧主编梁之遗著，是为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四十册《饮冰室合集》；一是由丁文江负责编纂梁之年谱，在赵丰田的帮助下，也在一九三六年完成，并油印五十部，分送梁氏亲属与知交征求意见，此即台湾世界书局一九五九年据以刊行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丁文江接受委托后，立即抱着高度的热情，投入巨大的精力，开始向各方征集资料。同年五月，梁启超本人“壬子以前的一千几百封信已将次整理好了”，“朋友方面所藏的任公信札，也居然抄到一千多封”。而前一部分书信的数字，到七月份已增加至二千余封（见丁《致胡适书》）。最终收集到的梁氏往来信札则多达近万封（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这当然主要是丁氏的功劳。而且，凡属知情人，丁文江总要千方百计请其提供材料。参与戊戌变法、一同逃亡日本的王照，虽和康、梁不和，与丁亦无交往，丁氏仍找江庸介绍，持江函亲自登门，向王照征稿，约其叙写梁氏戊戌年间的事迹（见王《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听人说起孙宝瑄日记中有关于梁启超的材料，丁文江也马上用梁思成的口气写信给孙兄宝琦（其时宝瑄已去世），托张元济转交；得知日记在杭州后，又怕夜长梦多，特请余绍宋就近在杭摘抄。甚至出差在外，丁氏也不忘顺便为年谱搜集资料（见丁《致胡适书》）。因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材料丰富，在近、现代史研究界早已是有口皆碑。

未承想多年过去，诸人当日为梁氏年谱撰写的大量回忆，竟如黄鹤一去，杳无踪影。除剪辑入年谱者，全文居然是无可查找。胡适一九五八年为台湾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作序，在表彰“这部年谱里保存了不少现在已很难得或已不可得的资料”时，便举梁弟启勋的《曼殊室戊辰笔记》为例：“戊辰是民国十七年，梁仲策先生这部《戊辰笔记》作于任公先生死之前一年，是一部很可靠的传记材料。可惜这部稿本后来已失落了。”其他人所写的文字也大抵命运相似，“这些记录在当时只有稿本，到现在往往还没有印本流传”。此处应该追加一句：胡适所谓“现在”可以延续至今日。而一九三〇年印行的《小航文存》中收录的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已属极为难得。冯自由的《任公先生事略》文虽不见，其于梁启超逝世前出版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及三四十年代陆续发表的《革命逸史》，内中颇多有关梁氏的记载，或可稍补欠缺。而诸文为何未公开发表，则令人疑心出自以之为资料而非文章的考虑。

众多文稿的去处也值得追查。既然台湾印行的年谱所根据的底本为地质调查所的毛笔清抄初稿本，此本后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则这批文献的不在台湾当可断定，否则胡适不会不知道。而一九七九年，赵丰田应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邀约，重新修订年谱长编时，其增补的资料也大致限于“解放后发现的一些与梁氏交往的信札”，赵氏并感谢“北京、上海、广州有关单位和同志的关怀与支持”，却并没有提及与利用原有的那批材料。未必是旧文全无检索的价值，最大的可能性是赵也不知其藏身何方。因赵氏声明，新版的“删改仅限于与谱主关系不大的极少量一般资料和原有的编述性文字”（《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故据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所见的传记材料，应可视为与初稿本相差无几。没能入选的文稿肯定还有，可惜确切情况我们已无法得知。随手抄记过一份梁氏年谱中引用的友朋回忆篇目，不妨录下，以窥一斑，以志阙失，以表遗憾（不出篇名而只题为致编者的信以及往来信件后附注尚不在其中）：

曼殊室戊辰笔记（梁启勋）

任公大事记（林奎、陈国镛）

任公少年事记（未具名）

任公事略（汪诒年）

时务报时代之梁任公（未具名）

任公先生事略（冯自由）

任公先生大事记（未具名）

任公先生事略、任公逸事（狄葆贤）

任公先生事略、记辛亥年任公先生归国事（杨维新）

任公轶事（罗普）

梁任公先生逸事（徐佛苏）

丙辰从军日记（吴贯因）

记民国五年任公先生留沪运动冯华甫事、记任公先生题礼器碑、记任公先生民国五年由沪入桂事（黄群）

记广智书局始末（未具名）

文章作者均为与梁启超一生或某一时期关系重大的人物，其资料价值自是不言而喻。如果这批材料有幸以全貌重见天日，无疑是研究者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