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身后事 时人眼中的梁启超（三）

目前既无此种可能，今日所见的忆述文字，于是变成以晚年著述讲学时代的学生为主。清华学生（包括本科与研究院国学门）有张荫麟、梁实秋、吴其昌、谢国桢、周传儒、姚名达、刘盼遂、杨鸿烈等撰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则有张其昀、缪凤林诸位作者，又有东南大学的黄伯易、北京师范大学的李任夫，亦在数十年后回顾当年。（就中吴其昌于表彰师门最用力，他于咯血症病势沉重之际执笔撰写的《梁启超》上篇，虽于一九四四年脱稿，而未及一月，本人即遽归道山。将生命的最后时日奉献给自己的导师，得学生如此，梁启超应该很满足了。）所记事实，自然偏重于梁氏的学术生涯。即使谊非师生，若胡适、黄濬、梁漱溟、刘海粟、熊佛西等，也均为梁启超一九一二年归国后相交的后学，亲见亲闻也限于其最后的十余年。

从晚辈的角度看先辈，可能未知全人，也可能缺乏同情。不过，即便会有种种缺憾，受过现代教育的学者一般都具备理性的眼光。这使他们在与前辈学人交往时，每每显得更平等，而不因崇仰便放弃了审视意识。梁漱溟对梁启超的主动过访，一直心存感激，文中一再道及梁氏的知遇之德。然而，这并不妨碍其评论的客观性。如以梁与蔡元培相比较，谓“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而到五四运动以后，他的讲学著述则“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之所以有此差别，是因为“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像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这亦就是为何他三十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却待到五十多岁的理由”。梁漱溟还用了一个很妙的比喻：“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批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而那好处便是：“ 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纪念梁任公先生》）这些话，可谓之入木三分。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与梁启超的往还之间不无微妙处。此番虽不是梁先枉顾，但胡之投书于梁，仍然是因闻知所著《墨家哲学》蒙梁氏嘉许，梁且愿以自己收集的墨学资料见示，故此求见（见胡适《致任公先生书》）。而胡适日记中更坦白的记述，则展现出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自信与领导潮流意识。胡已自觉不必借重前辈学人，因而虽讲到“近年他对我很好 ”，却并无特别的感激。梁氏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演讲《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胡适甚至以为“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第二日经人劝说才到会，又出之以“合串好戏”的逢场作戏姿态，不免露出年少气盛的倨傲之情。待到梁启超去世，胡再检讨此事，已较为心平气和，而将“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与“民八之作白话文”，以及“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一起，理解为梁对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并肯定“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胡适承认，他原先“有点介意”，不过，后来还是“很原谅他 ”。

由于距离远近及感情厚薄，对同一人有时也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评价。即如梁启超常被人指责为“阴谋家”，或以为是“反覆无常”的小人。但与梁氏亲近者感觉显然两样。随侍身边的弟子对梁的体会是“坦率天真，纯粹一学者，交际非其所长，尤不知人，为生平最短”（超观《记梁任公先生轶事》）；晚年过从甚密的胡适也认为：“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胡适的日记》）“阴谋家”的印象多半来自“反覆无常”。胡对梁之“善变”“屡变”，毁誉参半。怒之者谓其“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谭人凤《石叟牌词》）；而为之辩解者也不乏其人。弟子辈的说法是，“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记梁任公先生轶事》），直认出以公义的能变为其最高美德。郑振铎的话则最为人知晓：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 “善变”，他的“屡变”。（《梁任公先生》）

郑氏可算是梁启超相交无多的知己，难怪丁文江对此文有“已经发表?论任公的文章，自然要算他第一了”（《致胡适书》）的评语。其实，早在一九〇七年，梁友孙宝瑄已说过相近辩词：“盖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为君子。盖小人之反覆也，因风气势利之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覆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其反覆同，其所以为反覆者不同。”（《忘山庐日记》）而也不待孙氏为之分辨，梁启超本人一九〇三年便已发表“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的名言。李任夫二十年代所听到的梁氏自辩，与郑振铎的判断于是不谋而合：“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回忆梁启超先生》）所以郑氏说，“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爱国”正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旨与目的。假如不是政治上的反对派，现代的学者倒更容易接受梁氏自己的表白。而在政敌一方，也还有像陈少白这样知之较深者，看出“救国才是他的宗旨”（《兴中会革命史要》），虽然以为梁氏跟随康有为作保皇党，那方法是错误的。

梁启超晚年的许多故事，似乎都在加强其诚恳待人的印象。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上，教训徐不该离婚；见梁济遗书，述其五次造访而未得一遇，请书扇联而不得一字，因而致书梁子漱溟，痛切自责为“虚骄慢士”，深自悔恨。后举感动的不只是梁漱溟，太阳社成员阿英也为其“态度的诚恳，认过的勇敢”而心折（《梁任公的晚年生活》）。而梁对徐氏则是爱之深，故责之切，丁文江以为从中“也很可以发现任公的为人——热心，富于责任的观念”，并表示“我生平最爱任公这点”（《致胡适书》）。

而与梁启超此一性情有关，在现代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事件，则要数梁之割肾。一九二六年二月，因尿血症久治不愈，梁启超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协和医院，施行手术。不料，所切除之右肾，经检查并无病变，而原疾亦未治愈，且终因此而早逝。平生老友伍庄于《祭文》中即痛责医生“辨症不真”，愤言：“予不用爱克司光镜，予知致君之命在于割肾。”并因而“益发愤求中国之医学，断不令彼稗贩西说者毁我国珍”。知交徐佛苏的挽联也于此深致其愤慨：“何友邦许多医家，既盲割其肾脏，复昧察其病源，岂非科学杀人乎，人命如此险，公应难瞑目九泉。”友朋们为之抱屈尚非其身后事，即在当日，谴责之声已是充盈于耳。梁启勋的《病院笔记》尝详述其手术过程，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更完整叙说了治疗的全部经过所给予病人的痛苦：

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左肾（按：应为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么?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左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见毛病在牙内了，因此一连拔去了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