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与徐志摩于是为梁氏的“白丢腰子”(徐志摩语)而向协和声讨,在《现代评论》与《晨报副镌》上引发了一场争论。参加者不只是批评与为之辩护的协和医学校学生两方,还有单就梁氏病情而为之诊断献计者。这场论战尽管被鲁迅讥讽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马上日记》),但徐氏的发言仍有其不该责备的公众立场:“我们并不完全因为
在对协和的谴责占压倒优势的舆论声中,梁启超的表现极其可贵。作为一名受害者,梁氏本有充分的理由向协和发难,但他反而站出来为协和说话。他也明知“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却还是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对作了错事的协和“带半辩护的性质”(《与顺儿书》、《给孩子们书》)。文章开头列举了三条写作的原因,向为之担心的亲友报告病情,解除人们对协和的误会,而第三条“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才是促使梁氏抱病动笔的主因。这与其对科学的一贯信仰态度一致。梁启超“素信西医”(伍庄《
科学呢,本来是无涯的。……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氏仍然一如既往地相信西医亦即相信科学,最终,他还是病逝于协和医院。徐佛苏愤极而言的“科学杀人”,梁启超或许至死也不愿承认;而谓其为科学献身,当可许为知音。
此中尚有一细节,亦能见出梁启超的品格。其弟的《病院笔记》提及,手术中作副手的美国人,乃一极有名的外科医生,“未施手术之先,院中人有为余相庆者,谓此大夫两月后即返美国,君家之机会佳哉”。但届时主刀者却为中国大夫刘瑞恒。梁启勋推测其中缘故:“计刘之所以越俎而动者,乃徇任兄之请,任兄之所以请刘动手者,乃国际观念,谓余之病疗于中国学者之手,国之光也。一旦感情冲动,遂不惜以身试法,亦奇矣。”这又是梁氏富于爱国意识的明证,故随时随地均有表现。
至于梁启超早年因作《时务报》主笔、宣传变法维新而声名鹊起,因戊戌政变流亡日本、致力于输入西学而影响广泛,已彰彰在人耳目,不必细说。其归国后的举措——与告发谭嗣同等致使六君子蒙难的仇人袁世凯合作,出任司法总长;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中斥责康有为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使得师弟反目——正是引起“置恩怨于度外”与“卖朋友,事传雠,叛师长”的歧异评价出现的具体事例。对梁之政绩,世人基本以“失败”一语论定之。梁之诤友周善培总结道:“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谈梁任公》)这和弟子辈“纯粹一学者”的说法正相合。虽无实际操作的政治能力,“大事不糊涂”,仍是其特出的优点。张荫麟从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研究梁启超的地位,认为一九一二——一九一八年“实为先生一生最不幸之时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
评价梁启超的政治功过,非此短文所能胜任。而且,从政与治学所需要的能力、品格本不相同。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或许犯过不少大错,而作为学者的梁启超,其正面影响总还是占据上风。一九二二年,胡适作《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便将梁氏列入“影响近二十年的全国青年思想的人”之中。如果排除专家的意见,只考虑普通读者的眼光,一九三五年《青年界》杂志组织?征文活动“我在青年时代所爱读的书”于是值得特别关注。刊出的来稿共四十八篇,各种各样的人爱读的书也五花八门,而其中提到梁氏著作的便有七篇,约占七分之一。题目中直接标出《饮冰室全集》的已有两篇,并且,第一篇即是由谢六逸所写的《饮冰室全集》一文。文极短,录如下:我在青年时代最爱读梁任公的文章,就我的经验说,现在的青年与其读《古文辞类纂》,不如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即使根本不需要读文言文,此书亦可一读。
这组文章给胡适的说法提供了最佳注脚。死时寂寞的梁启超可以感到安慰了,在他去世多年以后,读者大众仍没有忘记他,青年时代爱读的书往往使人终身受益,终身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