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与徐志摩于是为梁氏的“白丢腰子”（徐志摩语）而向协和声讨，在《现代评论》与《晨报副镌》上引发了一场争论。参加者不只是批评与为之辩护的协和医学校学生两方，还有单就梁氏病情而为之诊断献计者。这场论战尽管被鲁迅讥讽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马上日记》），但徐氏的发言仍有其不该责备的公众立场：“我们并不完全因为
在对协和的谴责占压倒优势的舆论声中，梁启超的表现极其可贵。作为一名受害者，梁氏本有充分的理由向协和发难，但他反而站出来为协和说话。他也明知“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却还是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对作了错事的协和“带半辩护的性质”（《与顺儿书》、《给孩子们书》）。文章开头列举了三条写作的原因，向为之担心的亲友报告病情，解除人们对协和的误会，而第三条“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才是促使梁氏抱病动笔的主因。这与其对科学的一贯信仰态度一致。梁启超“素信西医”（伍庄《
科学呢，本来是无涯的。……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氏仍然一如既往地相信西医亦即相信科学，最终，他还是病逝于协和医院。徐佛苏愤极而言的“科学杀人”，梁启超或许至死也不愿承认；而谓其为科学献身，当可许为知音。
此中尚有一细节，亦能见出梁启超的品格。其弟的《病院笔记》提及，手术中作副手的美国人，乃一极有名的外科医生，“未施手术之先，院中人有为余相庆者，谓此大夫两月后即返美国，君家之机会佳哉”。但届时主刀者却为中国大夫刘瑞恒。梁启勋推测其中缘故：“计刘之所以越俎而动者，乃徇任兄之请，任兄之所以请刘动手者，乃国际观念，谓余之病疗于中国学者之手，国之光也。一旦感情冲动，遂不惜以身试法，亦奇矣。”这又是梁氏富于爱国意识的明证，故随时随地均有表现。
至于梁启超早年因作《时务报》主笔、宣传变法维新而声名鹊起，因戊戌政变流亡日本、致力于输入西学而影响广泛，已彰彰在人耳目，不必细说。其归国后的举措——与告发谭嗣同等致使六君子蒙难的仇人袁世凯合作，出任司法总长；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中斥责康有为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使得师弟反目——正是引起“置恩怨于度外”与“卖朋友，事传雠，叛师长”的歧异评价出现的具体事例。对梁之政绩，世人基本以“失败”一语论定之。梁之诤友周善培总结道：“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谈梁任公》）这和弟子辈“纯粹一学者”的说法正相合。虽无实际操作的政治能力，“大事不糊涂”，仍是其特出的优点。张荫麟从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研究梁启超的地位，认为一九一二——一九一八年“实为先生一生最不幸之时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
评价梁启超的政治功过，非此短文所能胜任。而且，从政与治学所需要的能力、品格本不相同。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或许犯过不少大错，而作为学者的梁启超，其正面影响总还是占据上风。一九二二年，胡适作《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便将梁氏列入“影响近二十年的全国青年思想的人”之中。如果排除专家的意见，只考虑普通读者的眼光，一九三五年《青年界》杂志组织?征文活动“我在青年时代所爱读的书”于是值得特别关注。刊出的来稿共四十八篇，各种各样的人爱读的书也五花八门，而其中提到梁氏著作的便有七篇，约占七分之一。题目中直接标出《饮冰室全集》的已有两篇，并且，第一篇即是由谢六逸所写的《饮冰室全集》一文。文极短，录如下：我在青年时代最爱读梁任公的文章，就我的经验说，现在的青年与其读《古文辞类纂》，不如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即使根本不需要读文言文，此书亦可一读。
这组文章给胡适的说法提供了最佳注脚。死时寂寞的梁启超可以感到安慰了，在他去世多年以后，读者大众仍没有忘记他，青年时代爱读的书往往使人终身受益，终身难忘。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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