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身后事 时人眼中的梁启超

梁启超

摘自《不仅为了纪念》 夏晓虹/著 三联书店出版

梁启超一九二九年一月，梁启超在北京以五十七之龄溘然去世，京、沪两地的追悼会倒也开得隆重，名流纷至，一时称盛。而当年九月，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授业学生张其昀即已慨叹：“自梁先生之殁，舆论界似甚为冷淡。”（《悼梁任公先生》）个中原因，张氏并未深究。一九三五年，吴宓印行诗集，末附《空轩诗话》，亦对此一现象迷惑不解：“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未能比于王静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王国维从始至终只是一介书生，且为人落落寡合，梁启超则亲朋密友众多，其人在政界、学界又均享盛名，而梁之身后寂寞，当日似只有天津《益世报》于三月四日出版过春季特刊“梁任公先生纪念号”（因系随报附送，已难寻觅），反不及王氏尚有多种纪念专刊行世，的确显得不可思议。好像生死荣衰，人世的情谊是这样靠不住。

不过，如此理解，多少存在着误会。其实，梁启超一月十九日病逝，第二天，其晚年“最爱护的学生”（胡适语）徐志摩即寄快信给胡适，商量《新月》杂志出梁任公先生纪念专号事；三日后又追加一信，仍谈此话题，并确定专号为第二卷第一期，“三月十日定须出版”。据信中言，徐氏已着手进行，派与胡适的工作是：“一是一篇梁先生学术思想的论文；二是搜集他的遗稿，检一些能印入专号的送来；三是计画别的文章。”徐志摩又致信林志钧，请他写一传记，并想由其组织荟集蹇念益、梁启勋、罗普、徐勤等人的文章，因“他们各个人都知道他（按：指梁）一生一部的事实比别人更为详尽”，把“他们所能想到的编制成一整文”。又想请梁之儿媳林徽音“写梁先生的最后多少天”，同时也担心“不知她在热孝中能有此心情否”，故要胡适见面时代询。徐氏本人自是责无旁贷，此外，已经答应作文的有徐新六（曾随梁游欧，即以此为题）、梁实秋（原清华学校学生），徐并向陈源、闻一多约稿，新月派的主力都被动员起来。出版方面的安排也有周到考虑，如梁启超“各时代小影”以及手迹——特别提到“十月十二日《稼轩年谱》绝笔一二页”，徐志摩已请梁侄廷灿寄沪制版。而其结果，除了梁实秋留下赴台湾后写作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等文，余者尽付阙如，甚至连热心操办纪念专号的徐氏也交了白卷。

论梁启超与“新月 ”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且不说梁派政治文人在北京的舆论阵地《晨报》，一九二五年由徐志摩接手编辑其另张出版的《晨报副镌》，单是新月社在松树胡同的小集，梁氏便是常客。其举诵康熙皇帝“夕阳芳草见游猪”韵语，谓以“猪”字入诗之妙，当日即为流传甚广的佳话。熊佛西、刘海粟多年后所写诸文，对此均有忆述。梁氏弃世，新月同人总该有所表示，何况舞文弄墨本是其擅长之技。因而，《新月》纪念专号的终于流产颇令人费解。也许其中别有隐情，只是我尚未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