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导的改革，是中国和世界的一件大事。这场改革改变了中国人的权利状况，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然而，在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之后，邓式改革却面临着未来的不确定性。反市场的思潮套上公平、正义等各种名义流行。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很多人仍然相信邓式改革不仅不应该停止，还应该继续大力推进。改革还有巨大的潜力。他们对邓小平有很高的评价。有时候，他们借对邓小平的赞扬，来曲折地批评一些反市场的现象。
经济学家如何看邓小平的个人特点？邓小平鲜明的性格、对市场经济的大胆推进，使一些经济学家深信，邓小平的个人特点对改革具有特别的意义。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说：“邓小平不仅有方向，而且有手段。被人反复提及的一个故事就是，当初这个邓小平复出的时候，提出要这个恢复高考，据说当时的教育部长就说‘小平同志，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后来邓小平就说：‘你干得了干不了？如果你干不了，我知道谁能干。’明白这意思吧？这事儿就推进了。”
邓小平进行改革的巨大魄力，得到经济学家的称赞。从计划到市场，从中央集权到地方试错，这一改变是根本性的体制改变，为中国释放了巨大的潜力。经济学家张五常说：“有一点，中国有今天，一定是做对了很多事情的，所以我个人也很佩服邓小平。他说‘试一试，看一看’。你看看邓小平时代的历史，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说推行就推行的。”
在经济学家看来，邓小平主导的改革面临着挑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邓式改革被凯恩斯式救市取代，这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担忧。他们呼吁继续推进改革。许小年说：“现在违背（邓小平的改革精神）的太多了。邓小平的这个政策是国退民进，你现在是国进民退；邓小平是放开市场，你现在是管制市场，限价、限购，一直发展到没收人家的财产等等这些东西，这太明显了。”
温家宝总理在视察广东时重新提倡敢闯敢试的改革。而在经济学家中，要求继续邓式改革的声音一直甚为强劲。邓式改革前景如何，还有待人们的努力。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我不太乐观。不乐观的原因就是政治的改革停滞了。怎么推进政治改革？首先是要不要政治改革？邓小平说过要政治改革，胡锦涛也没说不要政治改革。但是谁来推进？谁是政治改革的动力？政府本身没有这个动力。不像邓小平的时候，政府有改革的动力。工人、农民、老干部都需要改革。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人有了好处了不想改了。”
以下为纪念特辑内容：
邓小平非常独特
盛洪：邓小平他确实是执政党内出现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人。一个呢，是他对市场经济有非常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这样一种决心，要推进这个市场化改革，当然他自己也相对来讲比较强势。
邓小平他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来是要靠计划大家才能生产，然后突然有一天不需要计划了，其实大家过得更好，这个转变其实是非常巨大的，这就是180度的转弯呀。这比现在所有的改革加一块都要大得多。但现在所有的小改革都在那儿整天说“条件不成熟”，所以这就是非常重大的区别。
盛洪：邓小平不仅有方向，而且有手段。被人反复提及的一个故事就是，当初这个邓小平复出的时候，提出要这个恢复高考，据说当时的教育部长就说“小平同志，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后来邓小平就说：“你干得了干不了？如果你干不了，我知道谁能干。”明白这意思吧？这事儿就推进了。
邓小平敢闯敢试
张五常：有一点，中国有今天，一定是做对了很多事情的，所以我个人也很佩服邓小平。他说“试一试，看一看”。你看看邓小平时代的历史，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说推行就推行的。希望现在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客观考虑各种情况。但是事实上，不管你那个朋友怎么说，中国的形势到目前为止还是好的，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认为还可以更好，但是应该也不会好很多。大致上，我的文章有时候批评得很厉害，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我不知道。目前的形势不是那么差，整个地区上来看，中国的形势还是相当好的。
许小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了市场的效率高于政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退回去，让政府越来越多的干预，甚至让政府来主导经济，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政府的干预，政府的主导，只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不要问姓资姓社，只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好处，咱们就干，咱们就试，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华生：你用短短的三十年多一点，变得从一个落后国家，变得大家对你刮目相看，还不算成功，这个显然不客观。成功主要做对了什么，肯定不是靠做对一件事，两件事，我觉得如果从总体上看，你可以说他成功最主要的还是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做对什么呢？我认为从总体上来说，他就是一个思想，邓小平最著名的就是“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说现在不要用意识形态贴标签了，什么对中国发展好，咱们就用什么，市场对中国发展有好处，我们就用市场，私营企业有好处我们用私营企业，对外开放有好处我们用对外开放，什么有好处我们用什么，最主要就是做事做对了这个。
杨瑞龙：那么邓小平领导对外开放，我们主要基于什么呢，利用中国的庞大的优势资源，主要是廉价劳动力，还有很多土地资源，其他资源。然后呢，通过这个，我们来换取换取什么呢？换取某种技术，市场和管理和资本。那么通过对外开放给外商一个特别的政策优惠，然后来吸引对我们来讲是短缺的资本、技术、管理。然后来打造我们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然后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个战略看来是成功的。
田国强：因为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还是一个经济，我们必须要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来进行这个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序的、渐进的往前面走。那么制度性的改革是什么东西？还是邓小平的最基本的两个国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高度概括的，就是放和开，就是对内开放的松绑放权的改革。进一步的松绑放权，进一步缩小政府干预经济其他方面的事务。我们需要政府，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效的政府，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必须要按小平在八十年代初，针对教育提到的三个面向，那就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从这个角度，在这么一个大的格局上，我们再考虑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那么我们的头脑可能会更清醒，我们才能够得出来的对策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加适应中国的长治久安。
袁伟时：邓小平很勇敢，他就说不要斤斤计较去追问是姓“社”还是姓“资”，其实这个问题9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文件上已经解决，就是说应该是真正按照邓小平讲的“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一切的标准。但是我们往往忘记这一条，我想这个是很大的教训。现在是应该觉醒过来，因为你只是建一个私营企业，他是不是真正全部收入都归到私人手上？我想不是的。整个生产过程，流通过程里面，大量的利润是交到政府手上的。还有呢，就是要使得老百姓得到实惠。所以对这个现代企业性质要重新加以研究，不能就说这个就是完全是钱、好处、利润都归到老板手上了，这个理解太肤浅了，应该看到企业跟政府的利益的共同点，资方和劳方有矛盾，但是有很多地方利益是重合的，他们有共同点。在这里面怎么样使得出现双赢甚至三赢的局面，这个是我们要勇敢地在理论上加以探索。
王则柯：所以我讲价值规律是一个不科学的命题，之所以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因为当初邓小平讲，他也很英明，他说不争论，不争论嘛，你要做事情怎么做就做了，也不争论。
凯恩斯式救市打断了邓式改革
许小年：邓小平做得非常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政府退出经济，政府退出经济，政府在经济中减少它的干预。邓小平的思想我觉得最可贵的地方是他相信市场，相信民众。而凯恩斯他是相信政府，他不相信市场。他认为市场是非完美的，这个我也承认，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之物，没有完美之人，市场是不完美的，但是，你别忘了，政府也是不完美的。
凯恩斯在学术上、在逻辑上的错误，就在于他看到了市场的非完美性，这一点是他的贡献。然后呢他又假设了一个完美的政府，去纠正市场的不完美，让市场能够更有效的运行。当然我们走得更远，我们比凯恩斯走得更远。我们不是说像凯恩斯那样，是用政府，完美的政府去纠正市场的不完美；我们是用完美的政府代替不完美的市场。
我的观点是什么？我的观点是在不完美的政府和不完美的市场之间，往往不完美的市场效率比不完美的政府还要高，这就是我的观点。那么邓小平他相信市场，相信民众，认为在市场上民众的创造力，民众的自由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要远远超过政府的管制。所以邓小平做的是什么？邓小平做的是改革、开放，政府退出，让市场决定，让老百姓决定，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
许小年：现在违背（邓小平的改革精神）的太多了。邓小平的这个政策是国退民进，你现在是国进民退；邓小平是放开市场，你现在是管制市场，限价、限购，一直发展到没收人家的财产等等这些东西，这太明显了。
邓式改革不能停滞
姚洋：改革主要坚持的，我觉得还是这种务实主义的态度，一种实践的务实主义的态度。务实主义有两个要素：一个就是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也就是说你的手段是可以被你的目的所决定，只要你的目的是好的，你的手段我们可以推断说你的手段大体上是对的，这是实用主义的核心。实践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对未来开放，你意识到今天的这个制度不是一个最完美的制度，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目前的制度是中国两千年以来最完美的制度，那这样就不用改了，既然最完美了你还改什么？我们必须永远有这么一个心态，就是我们现在的制度只是暂时的，我们需要改。如果有了这样的一种态度，你就会老在想我们还应该怎么改进啊，还应该怎么改进啊？那么你才会去改，否则的话你不可能改。
胡祖六：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是一个完全一个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现在到了越来越市场化的这么一个经济体系，但是中国还是一个全国经济，就是说市场化的改革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之中。我们传统的这种行政官僚来指令经济、调控经济跟市场化的机制来分配资源，这两个力量还在相衡之中，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市场的力量比较，影响作用比较大，效果比较好，但有时候我们看到政府的意志也非常强，比如2009年就是很好的例子。我觉得从短期来说，因为我们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等的压力，政府的调控这个功能是必须有的，政府调控的工作是必须做的。但是归根到底，无论是从“十二五发展规划”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我们保持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可持续的高速发展，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就是结构改革。包括集中提息、法制、税收对私有产权，对民营经济的推动等等方面，包括土地制度在农村土地的产权方面，都需要很多继续的突破和推进。我觉得现在还不能说我们是一个市场经济。如果我们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话，我们就应该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体系，现在我们正好还是一个过渡的全国经济，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还是继续的推动。从1978年邓小平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那个时候，这种这么一个改革的大业，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这点我觉得是值得我们非常的重视和关注的。
周天勇：邓小平生前有一个说法，他说我们的体制在2020年的时候要定型。我们许多改革确实要在未来的10年中完成，如果不完成的话我们许多事情没办法推进，而且越积越难。那么这10年中的改革，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财政体制改革，就是财政收入体制的改革、支出体制的改革、财政上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包括财政民主化的改革，财政上就包括这四个方面。而且财政体制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说税收结构、收费清理等等。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重大的改革，比如说土地制度，不改不行，继续这么下去，继续还是政府垄断卖地，招拍挂，这个早晚会出事的。包括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这些都要推进。还有资源价格的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话我们很多问题越来越麻烦。
盛洪：但是呢，我想说，我们不要期待邓小平，再出个邓小平，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如果只是期待出一个邓小平的话，这个几率太低。要没有邓小平怎么办，我们就不活了吗，是吧？所以就是，其实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自己救自己，这个社会其实就是自己要救自己。这次吴英案应该说大家表现挺好，就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就是你不救吴英，哪天你可能就遭到吴英这样的下场，所以大家知道救吴英就是救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这次可能没有一个邓小平救吴英，但是呢，有可能这个社会的这些这个知识分子、这些大众可以救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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