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教育改进社召开第一届社员代表会（二）

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会员大会上的发言

朱小蔓

各位社员：大家好

我作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代表在这里发言。首先祝贺中华教育改进社恢复重建，祝贺第一届会员大会召开。你们成为历史上由一批先行者所创立的光荣组织在当代复建后的第一批社员是很光荣的，希望用自己的行动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1921年12月23日由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合并组成。蔡元培、郭秉文、张伯苓等为董事，陶行知为主任干事。在那之后每年开一届年会。

陶行知在当日晚宴席间发表讲话说“参与教育革新须具有两种精神：一是开辟的精神，二是试验的精神。有开辟的精神，然后愿到那人不肯到的地方去服务，然后我们足迹所到之处，就是教育所到之处，有试验的精神，然后对于教育问题才有彻底的解决，对于教育原理才有充量的发现。但开辟和试验两种精神，都非短时间所能奏效的”。

当年成立教育改进社可以看作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教育科学化的开端。陶行知等一批人是肇始者、是先驱。陶行知说，过去把教育看得太浮泛、太普通了，对教育要做专门的研究。为此，他在南高师鼓励开出教育统计学，开设心理学、实验心理学；他们提倡效仿自然科学重实证研究、重分析而不仅仅是思辨；他们发起成立教育调查组，进行一个个专题调查，比如曾调查江苏学务委员的工作情况等；他们主张用试验的方法，不是短时间，而是沉潜下去。比如：当时曾研究过科学教育的改善、研究教学中的问答法，这似乎是很小的问题，但体现他们追求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想法。陶行知说，教育要做的事太多，不可能都实现理想，能看准一件具体的事，聚精会神地干它一下。至于工作方针，陶行知提出要积极联络，即知即传即联，要互助，要合作。由于教育要做的事太多，不可能一下子都实现理想，当看准一件具体的事，聚精会神地干它一下。根据史料看，改进社的人数是一年年增加的，注册人数逐年增多。

前辈们追求的教育现代化、科学化之理想显然远未实现。陶行知等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希望把美国及欧洲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科学带到中国。陶行知没赶上新中国建立，但陈鹤琴先生1950年就有提案，建议成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以适应教育科学化的需要。他们想的就是教育要提高水平。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教育现代化、科学化水平是大大提高了，不仅健全全国到地方的教育科研机构，大学的教育学科越来越多，各级教研员队伍长期以来发挥独特作用；重视群众性教育科研的情况，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还很少见。但渐渐地还是有把现代化、科学化走偏的情况。教育研究存在跟风现象，有的研究故作高深，缺乏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离开真正的教育现场太远；基层存在的问题、真正需要研究的一些问题得不到研究上（道义上、政策上、经费上）的支持，还有，过分地追求规制和格式同一、堆砌无意义的数据、过分形式化地包装的科学化等等，我认为，这些并不是真正的教育现代化、科学化。教育现代化、科学化的本质是鼓励思想解放、敢于发现新知识、新道理，是努力建设学术争鸣与建设的民主制度以及平等、信任的人文氛围，是踏踏实实，不虚张声势、严谨求实的研究态度和作风，当然，科学化也是专门化、专业化，是指受过一定训练的人做学术上、研究上的带领。我觉得教育研究上现在主要不是缺少知识的问题，而是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缺少踏实的态度，缺少深刻的思想见解。

现在教育学术组织比较多，活跃程度、发挥作用参差不齐。复建后的教育改进社首先是要继承传统，认真了解教育改进社的工作历史、工作宗旨，根本上说是要得其精神灵魂。如果这个组织有那么一种风范，我觉得就有希望。我们学习陶行知等先辈，不能离开对时代背景的认识，离开对这些人物的思想、生活史的了解和正确认识，否则不可能得其精神。你们的组织完全是自下而上草本性质的，是自愿且志同道合的结盟在一起的，好处是它主要靠信仰，靠热情，靠有相同的理念走到一起，是希望有个平台可以追求理想，做些事情，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是在这里谋个人什么好处，捞什么个人名声。因此我希望各位能团结一心，找到工作着力点，关注现场、付出行动。相信这只队伍经过若干年，可以发展壮大，可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