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教育改进社召开第一届社员代表会（三）

我们为什么要开展教育改进

储朝晖

中华教育改进社恢复重建一年多来，志愿参与本社活动并注册成为社员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对眼下的教育还不满意，于是想寻求把教育办得更好的方法和路径。然而，要从理性上回答我们为何要组织和参加这个社团，即便对于不少已经加入的人人来说，也不甚明了。以后还会有更多即将加入的人，也会遇到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着重就这个问题谈点我的想法，和大家一起讨论。

首先，我们提倡的教育改进是当下社会的一种强烈需求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改进”与时下说得较多的“改革”一词的差异：改革本身就是改变的含义，没有说向哪个方向变，依据什么改变，为谁改变，改变了谁。而事实上一些所谓的改革若干年后看不是改进，反倒是名副其实的“改退”。

1985年前后，教育改革的方向最为明确，简而言之就是“放权、给钱”，就是要改教育体制。1990年后由于社会的变化，教育领域的改革偏离了1985年确定的建立新体制的大方向，而成为不合理的教育权利瓜分，一些教育政策一面虚化为抽象的概念，一面为利益集团所绑架。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改革的共识破裂，动力在丧失或变异，进而由于事实上的多轨制学校出现引发社会群体分裂，政府教育政策进退失据。这就导致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教育改革的共识越来越少，直至消失了，甚至一些人怕改革，尤其是普通平民怕改革。教育改革似乎导致普通人受教育越来越难了，受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了，出现了“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教育改革与医疗、住房改革并列成为受到抨击最多的改革之一。

这些也就是我们提倡教育改进的动因，教育改进有一个明确的参照，就是每个人的教育现状和历史，这也是我们为何下那么大的决心和力量编写《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中国教育六十年纪事与启思》，这两套书就是要为人们树一面进行教育改进的镜子，就是为了让当下的教育工作者少犯低级错误，少走不必要的弯路。与这个参照相比，不好的就要进行改进。由此，教育改进的方向也有了，就是要依据民众的意愿改得比过去更好，就是要防止教育改革成为教育“改退”。谁来做这样的判断呢，当然是教育当事人、受教育者和独立的专业社团，这样才能保证所进行的是教育改进而非教育“改退”。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恢复重建就是适应这一需要的选择。

说教育改进是当下强烈的社会需求，最为根本性的理由在于当下的教育管理体制依然是计划的、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在经过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后没有大的变化，它提供给不同人的教育机会和权利是不平等的，少数人还能从中获得超乎想象的特权和暴利，多数人的基本权利则会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同时，由于评价上长期使用行政性较强的过于单一的标准，它所能提供的教育是不专业的，包含着有害和错误的因素，甚至一些教育本身就是杀人不见血的萘毒，毁损人的悟性和志性，让一个原本智慧的人变得不会思想了。从宏观上说，保持教育可持续改进的制度和有效运作的基本秩序尚未建立起来。

这种强烈的需求还表现为数千年来作为教育重要支撑的道德底线的失守，勇气丢失，信仰虚伪，人际信用的消解，尤为可怕的是师生互信的基础也正在被近来发生的校园暴力、性侵、有偿家教等事件逐渐消解；由于不受约束的行政冲力作用，建立在专业基础上的教育秩序完全被冲垮了；由于非专业的多种力量过度介入，儿童的天性不断被践踏摧残，他们学习的自主权不断被侵犯。

简言之，中国的教育改革已经到了一个找不着北的十字路口，“改革”是一个有诸多歧义和误解的词，需要通过改进来明确其新的方向、方式和路径。这不只是一词之变，而是一个整体话语体系的变换，改进意味只能改好不能改坏，立足于公平正义，沿着生活向前向上发展的方向，止于人民的幸福。

其次，我们提倡的教育改进是有其历史源流的

改进作为一种理念在中国存在大约有两千多年了，依据《大学》所载，商汤在浴具上就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字句，以激励自己不断创新；《康诰》有“作新民”的记载，《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作为一种组织形态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到现在也有92年，当时这个组织有明确的理念和目标，就是“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倡导“教育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的改善”。蔡元培、范源廉、郭秉文、黄炎培、张伯苓、陶行知等人成为该社的骨干，有效地推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

在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辞书》中，陶行知应约专门写了“教育改进”这一词条，这个词条中的一些论述现在看仍有意义：“吾人不但须教育，而且须好教育。改进之意即在使坏者变好，好者变为更好。”“教育改进包含两个方面：有关与教育方针之改进，亦有关与教育方法之改进。”进而提出六条教育改进之道：一是办教育者必须承认所办教育尚未尽善尽美，确有改进之可能。应持虚心的态度，破除一切成见、武断、知足。二是改进者必须明白自己之问题，又必须明白他人解决同类问题之方法。提倡以调查、参观为入手的方法。三是教育界共同之问题应同心协力共谋解决与改进。于是会议、社团就必不可少。四是不能发现新知新理，决不能在源头上谋改进。改进教育之原动力即发现新理之泉源，乃属试验学校之功能。改进教育最有力之方法无过于以学校化学校。五是调查必须有工具，方能明白问题之所在；试验亦必须有工具，方能考核方法为实效。这个工具就是测验，并据此精益求精，使之渐达尽善尽美之境地。六是教育之学术，非可独立存在。彼立于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生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各种学术基础之上。所以不能专在教育上谋改进，而是需要谋求与教育相关的各门学术以及教育之外的社会、政治、风俗等方面的同时改进。我本人便是受到这些理念的启发提出集成人学的教育观。

简言之，九十年前的那次教育改进潮流可归纳为“平民主义做教育的目的，试验主义作教育的方法”。今天在这里说这些是要表明，我们开展的教育改进是在那些为中国教育改进而开辟和创造的先驱激励下的继续推进，我们是传承先辈的责任，以专业的力量推进教育完善，致力于把教育办得更好。

再者，我要说说我们倡导什么样的教育改进。

陶行知曾断言：“要参与教育革新的运动，须具两种精神：一是开辟的精神，二是试验的精神。”开辟与试验也是教育改进的两种主要方式。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就是尽量将教育定位为一项专业工作，将教育定位为基本民生，同时也是基本民权，它是可以通过理性反思、完善管理、规范评价、优化方式方法加以改进的。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就是要让人的天性，尤其是儿童的天性不被世俗的利益所湮没或扭曲。长期以来愈演愈烈的“择校热”便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教育改革措施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最终失利的必然是手长袖短的平民。建立和完善每个人权利平等的保障机制才能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就是要逐步提高教育的底线，通过有效的手段保障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受教育基本权利，提高他们的所受教育的质量。我们所做的年度教育改进报告就是着眼于教育底线的提高，推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以专业的力量推进教育向科学、理性、自主、平等、人性化方向完善。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希望实现全民参与的改进，民众对于教育改进的参与是保障教育改革成为教育改进的必要条件，也是巨大的动力。抛弃或脱离民众的教育改进总有一天会成为教育“改退”，最终将这个社会引入歧途。所以我们不仅要有自己的社员村，还要与民众紧密结合，共同推进教育改进，而不是单打独奏。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希望中国教育自觉自主自为地逐渐汇入世界教育主流，不要自绝于人类文明而被自己的国民用脚投票所抛弃。因此我们以开放的视野与心态去推动教育改进，而非闭门造车。这就是我们为何重视与香港、台湾、日本、美国教育专家的联络，其中美国佛罗里达州罗林斯学院副教授姚渝生先生还明确提出要加入本社。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希望它是一种自然的累进，而非大起大落、一刀切、运动式突变，因为历史上历次诸如此类的教育突变对教育的伤害往往大于获益。同时要反对站着不动的错失时机。许多改进若错过了合适的时机就要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若再要拖延，还将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我们主张不急不息推进教育改进，即便退一步进两步，也要为进一步深化改进创造条件。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让那些希望教育更好的社会力量凝聚起来，不要散漫，不要溃败，不要放弃，不要死心，不要停留于碎片化的抱怨。而是要行动起来，联合起来，从自己做起，能改进一点就改进一点，每个人都可以为教育改进做出自己可做的事。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希望获得儿童终身的良性发展，希望教育可持续改进，既不对眼前的问题麻木，也不能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获得眼前的绩效而忽视或损害长远的发展。

我们倡导教育改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身心健全的人，他们有独立的人格，能够独立思考，有健全的知性、德性、悟性和志性，能依据事实自主地进行判断，以探求真理和解决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以合格公民作为自己的底线，向着人类新文明迈进。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中小学心灵教育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为了每个人的幸福，我们需要共同行动起来参与教育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