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曾是创新的摇篮，如今却已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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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曾是惠普和谷歌等公司的摇篮，这些从车库里起步的白手起家的小公司，正如硅谷常说的那样，最终“改变了世界”。带着这种对斯坦福的过时印象，西奥·贝克作为大一新生来到了这里。贝克热爱科技，“热爱创造的能力，热爱做前人从未做过之事的想法”，也热爱“那些拼凑在一起构成我们现代生活的工程谜题”。正如他在备受瞩目的新回忆录《如何统治世界：在斯坦福大学接受权力的教育》中所写，他想成为其中一员。贝克发现的并非一群富有远见的局外人，而是一个为未来“世界的主宰”设立的专属俱乐部世界——在那里，搜寻人才的风险投资人向本科生慷慨抛洒无附加条件的现金，而且似乎每个人都乐于在道德上打擦边球，以期一夜暴富并被赞誉为天才。这种态度一直延伸到最高层，贝克最终证明了这一点——他因对大学校长的调查而成为乔治·波尔克奖最年轻的获得者，这是新闻界最受尊崇的荣誉之一。

那是2022年，疫情渐近尾声，也是贝克那种实干乐观主义消退的时期——他曾对科技行业及其对“我们现代生活”的影响充满信心。在封锁期间我们如此依赖的设备和平台，如今已让人觉得是让人上瘾的垃圾制造者，毒害了我们的政治文化和人际关系。科技巨头——曾经是商业期刊封面故事和沃尔特·艾萨克森传记中令人钦佩的主角——已蜕变为大反派，相当于当代的镀金时代强盗大亨。

贝克尔的回忆录，年仅21岁便出版，明显是照着斯科特·图罗1977年那本关于他在哈佛法学院第一年的经典日记《一年级生》来的。那本书将媒体中常被理想化的法学院描绘与竞争激烈到折磨人的现实进行了对比。《如何统治世界》同样交织了一些典型的第一年人生必经阶段——贝克尔祖父们的去世、他与高中女友的异地恋慢慢变淡、新朋友、大学时的胡闹事儿等——以及一段让人脊背发凉的描写，关于他所谓的“斯坦福中的斯坦福”，那是一个封闭又自大的学生小圈子，他们想成为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或马克·扎克伯格，还有那些聚集在他们周围、想赶在事儿还没开始前就插一脚的成年人。“像我这样的青少年是一种商品，”贝克尔写道。“我们被保护、保存、宠爱、奉承、利用、操纵、资助、贿赂和培养。我们就是买卖。”

然而，贝克拥有而图罗没有的一点，是一个超棒的新闻素材。因为他的父母彼得·贝克和苏珊·格拉瑟分别是《纽约时报》和《纽约客》的驻华盛顿记者，贝克最初选择计算机科学是为了“活出自我”。一时兴起，他主动去报道斯坦福学生所称的“反快乐之战”，这是校园里处境艰难的周报的一个话题。这套制度规定，任何想办派对学生都得申请许可，包括提前向“派对审查委员会”提交申请、禁酒、还得写份“减少伤害计划”，把所有人的交通安排写清楚等等。贝克认为这是“官僚作风扼杀了随性”，于是写了篇文章吐槽学生们有多烦这套规定，发表在《斯坦福日报》上。

校方审查委员会及其要求确实显得过分，而贝克则觉得这荒谬透顶。不过话说回来，2015年时他才大约10岁，那年，一个喝醉的学生运动员布洛克·特纳在斯坦福校园内强奸了一个不省人事的女生，结果特纳被判了三项性侵重罪。贝克知不知道这桩丑事，还真不好说，不过，想想他后来发现学校拼命给自己贴金、把过去那些糟心事都捂得严严实实，也就不奇怪了。

那篇《娱乐之战》的文章，又牵出了一个住在斯坦福宿舍、冒充学生的家伙。到写《如何统治世界》那会儿，贝克明显已经对报道上瘾了。尽管如此，他继续攻读计算机科学，选了一门出了名狠的编程课，专门用来把所谓的“NGMI”（“混不下去的”）从数字尖子里筛出去。他还去试镜了一个叫《如何统治世界》的非正式“课”，主持那课的家伙听着就不太靠谱，专门想带带STEM本科生里的尖子生。他还在Coupa Café喝咖啡，那儿是投资人和星探跟有潜力的学生碰头的地儿。他碰到的几乎每个人，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好像都在创业或者开公司。剩下的人呢，就拼命往这些创业者身上砸钱。甚至还有个叫“创意前融资”的说法，专门发给那些没准儿哪天能想出爆款点子的孩子。

这种慷慨也惠及了任何可能吸引这类学生的校园社团。贝克加入了一个名为TreeHacks的组织（该校的非官方吉祥物是红杉），该组织每年办一次黑客马拉松，拿风投的钱拿到手软。成员们在游艇和豪华度假村开派对，跟《斯坦福日报》那种紧巴巴的运营一比，差距一目了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谁才是被捧的那个，但贝克却老是被拽回新闻报道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陷进去了”），尤其是当他收到风声，说校长监督的好几篇研究论文数据都被动了手脚。校长马克·泰西尔-拉维尼没亲手改数据，但就像他当年靠团队搞出的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出彩、捞了不少名声一样，这回他也得为没核实数据背锅。最后，泰西尔-拉维尼在2023年同意辞了校长职位。（后来，他搞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拿了10亿美元的种子投资。）贝克靠给《斯坦福日报》报道这丑闻拿了2022年乔治·波尔克奖，这算是他新闻生涯的开端——尽管他早先没这打算，但这条路走得并不太平。

这两种叙事——初来乍到的毛头小子，头一回见识斯坦福那帮精英的排场；记者这边呢，追线索、找关键人、琢磨科研里的道德门道，还得挡着那些有权有势的律师来施压——这俩故事，随便挑一个出来，都能写本像样的书。搁一块儿，那就更好看了，读起来带劲。贝克写他怎么报道蒂西埃-拉维涅这事儿，就能看出调查记者干活有多较真。比如，为了核实一个线人说的，关于基因泰克公司（就是蒂西埃-拉维涅做那部分研究的地儿）内部审查的事儿，贝克说，他特别小心，不拿别人给的信息去套那些可能知情的人，直到他找到四个资深人物，人家都“自个儿说出一模一样的话”。他还“使劲儿查这些线人有没有利益纠葛，或者啥事儿能让他们的话不可信”，有时候呢，他还“故意问些明知道是错的问题，看对方会不会顺着说”。对一个没受过训练的新手来说，这手法够老练的，也说明贝克嘴上说不想走父母的老路，可实际上还是耳濡目染，学了不少他们的本事。

尽管如此，《如何统治世界》中以怀疑视角审视斯坦福文化的部分给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令贝克惊讶的是，“我在科技界认识的人会向我承认逃税和骗税、学术不端行为、挪用和盗用资金、证券欺诈、内幕交易、学术不诚实、操控黑钱基金和空壳公司、黑客行为、鲁莽危害公共安全，以及协助外国独裁者。”亿万富翁们动不动就来校园演讲，张口就是“统治世界的就是那一百五十号人——还全是男的”，政客们“全是提线木偶”，而成功就是“攒够全世界的资本，再按你那套世界观重新洗牌。”不管科技领袖对外装得多么热心公益、创意无限、推动变革，但在斯坦福的小圈子里，他们毫不避讳地说，自己图的就是权力。正是在斯坦福，这种态度被灌输给下一代企业家。《如何统治世界》讲的是成长、是校园、是新闻界，但归根结底，它是个恐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