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娘子军”洪常青原型：遭贴身警卫员出卖，遗言使人泪下

1932年冬，海南母瑞山脚下的一座小镇，国民党行刑队当着乡亲的面打死了一个共产党人。出卖他的不是奸细，是他自己的警卫员，一个跟在身边好几年的小伙子。

这个人后来在电影里有了一个新名字——洪常青。

讲洪常青，得先讲娘子军。

1931年五一，海南乐会县第四区，一支由女兵组成的特务连挂牌成立。番号绕口，老百姓嫌啰嗦，干脆叫她们"娘子军"。这支队伍的核心干部里有一位男同志指导员，乡亲叫他"王同志"。

进连队的姑娘多半是穷人家的，有从婆家跑出来的童养媳，有被亲爹论斤卖过的丫头，有一脚踏出家门就再没打算回去的逃婚姑娘。她们见过的世面有限，进队头一件事不是练枪，是识字。王同志亲自上课，教的是"工""农""穷""富"几个字。

有一回他让一个十七岁的姑娘上来念，姑娘脸涨得通红，半天念不出。王同志没急，把她按回凳子上，自己蹲下身，把那几个字在地上又划了一遍。这事过去几十年，那姑娘做了奶奶，跟孙子讲起来还红眼眶。

沙帽岭那一仗，娘子军是配角，跟主力一起摸夜路上去的。王同志亲自带着姑娘们埋伏在炮楼侧后方。打响之前，他挨个查了一遍每个人的枪。

有个新兵手在抖，他蹲下来，把自己的水壶塞过去，小声说了一句："喝一口，缓缓，打完这一仗，你就是真兵。"那姑娘后来在回忆里说，她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这话不是上级训话的口气，是自家兄长的口气。

成立没多久，娘子军配合主力打了几场漂亮仗。攻沙帽岭炮楼，伏击国民党营长陈贵苑，战绩里有姑娘们的功劳，也有这位戴眼镜的"先生"在背后调兵的影子。

可1932年开春，风向变了。

国民党调来一支正规军围剿琼崖红军，从春到夏，红军被一步步逼进山。母瑞山那块地方，山深林密，可粮食一断，再深的林子也救不了人。

队伍开始啃野菜根、剥树皮。后来连树皮都剥不到了，有人吃野山芋中毒，倒在路上就再没起来。山里那阵子下了几场冷雨，营地搬到了岩壁底下。能燃火的木头被雨水泡透，煮一顿饭得熬半天。

那年秋天伤员多到摆不下，山洞里铺着干茅草，挨着挨着躺。有的伤口处理不及时，卫生员用盐水反复冲，人疼得在草上直打滚。王同志每天要去转一圈，有的伤员一见他就抓着他的手不放，问还能不能回家。

他都是同一句话：能，能回去，撑过这段就能回。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睛是亮的。事后有同志回忆，那段时间，他自己心里清楚得很，大局已经撑不住了。可他这套劲儿就是不能松，他一松，整个山头的人都得跟着塌。

王同志的警卫员是1929年队伍上跟来的小伙子，枪法不错，腿脚也利索，挑去给王同志当贴身护卫，本来是莫大的信任。

山上最艰难那阵子，这警卫员开始变了。早先他跟王同志一前一后，背包帮着背，水壶先递过去。1932年下半年，他开始发牢骚，说什么"上面不管我们死活""跟着干没出路"。

王同志听了，没斥责，只问他一句：你想过那些姑娘怎么办？

警卫员低头没吭声，王同志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有一天傍晚，他让警卫员把一个昏迷的小战士抬到自己的窝棚里，自己拿热水擦那孩子的脸。警卫员站在边上，没动。王同志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继续擦，后来警卫员才慢吞吞蹲下来搭把手。

这种细微的别扭，王同志当时是看在眼里的，只是没声张。他后来才知道，从发牢骚那几天起，这个跟着自己跑了三年山路的小伙子，已经动了别的心思。

真正出事，是在一次下山联络的路上。

那年冬天，王同志带着几个人下山，去和隐蔽下来的同志接头。走的是夜路，挑的是没人走的山间小道，警卫员走在最前头探路。

走着走着，他借口"前面有动静"，让王同志和另外两人趴在草丛里等，自己摸黑往前。

等回来的时候，他身后跟着国民党的一个排。

那一晚是个雾夜，看不到月亮，王同志被按在地上的时候没怎么挣扎，只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警卫员，警卫员把脸别过去了。同行的另外两位同志，一个当场牺牲，一个挣脱跑掉了，靠的就是他们三人扑上去缠住敌兵的那几秒钟。

王同志被五花大绑押下山，乡亲都看见了。有老人后来回忆，那天王同志走在前头，没怎么挣扎，只是回头看了那警卫员一眼。眼神里没有恨，是失望，像看一个把课本扔进粪坑的学生。

押到镇上的临时审讯所，国民党的军官认得他是条"大鱼"，连夜动了刑。能上的手段全上了，王同志没开口。

第二天天没亮，对方放弃了，就地枪决。

行刑那天，乡亲被赶到广场围观，本意是杀鸡儆猴。王同志被推到台前，长衫早被打烂，后背一道一道血印子。他抬头扫了一眼底下黑压压的人群，张了张嘴。

据当地老人留下的口述，他讲的大致是这么个意思："我做的事是光明正大的事，娘子军是为乡亲打的仗。我死了不要紧，你们不要怕，路是大伙儿一起走出来的。"

台下哭声炸开了，围观的姑娘里有娘子军退下来的兵，认出他来，扑在地上喊不出声。行刑队那几个兵端着枪，半天没扣下扳机。带队的军官骂了一句脏话，自己上前补了一枪。那一枪之后，人群里有人哭得跪下去爬不起来。

乡亲多半是跟娘子军有过交道的，队伍上过他们家分过粮，治过他们家娃娃的病。这位"先生"是谁，他们清楚得很。

行刑结束之后，乡亲不敢上前收尸。当地一个赶集的老汉，等到天黑，自己用门板把人抬走的。这位老汉后来成了娘子军老兵口中绕不开的人物，他没在队伍上待过一天，却替"先生"做了一件娘子军当时没法做的事。

警卫员就在人群外站着，没人挡他，他也不敢靠近。这小伙子在国民党那边后来没得到什么好处，几年后下落不明，连他到底姓什么，资料里都给不出一个一致的答案。

这就是真事的样子，它怎么就变成了银幕上那个洪常青？

1958年，剧作家梁信到海南采风。当时的乐会县（现在的琼海）还有不少娘子军老兵健在。她们坐在椰子树下，跟梁信讲当年的事。讲冲锋陷阵，讲负伤行军，也讲那位被警卫员出卖的"王同志"。

梁信在海南待的那几个月，本来要写的不是娘子军，而是另一个关于海南渔民的剧本。可他听到这段口述之后，原计划撂下了。

"王同志"回头看警卫员的那一眼，他说自己晚上躺在床上反复想。剧本里洪常青最后被火刑那一段，他写得最快，整本初稿四天写完，这一段据说只用了一晚上。

剧本里那位被火刑处死的政治部主任洪常青，原型并不是单一一个人。但口述中那段"被自己人出卖、临刑慷慨陈词"的故事，是他下笔时反复盘旋的画面。1961年电影上映，洪常青这个名字传遍全国，可历史里那位真正的"先生"，名字反倒被慢慢遗忘了。

娘子军这支队伍，后来散了。母瑞山那场围剿之后，能突出去的不多。冯白驹带着剩下的人继续在山里打游击，那是另一段故事。

活下来的姑娘有的回了村，有的辗转跟上别的部队，有的就此销声匿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南做党史调查的时候，这些老人陆续讲出了不少东西，王同志的细节大多来自这些口述。

书面档案里能查到的是几行简略记载，口述里却有他蹲下来给姑娘划字、有他熬夜擦小战士脸的细节。哪一种更靠近真相，得看你信哪一种证据。

海南本地的党史资料里能查到他的事迹，零零碎碎，凑不齐一个完整的轮廓。出卖他的那个警卫员，姓什么，最后去哪儿了，至今没有定论。

有时候我会想，这位"先生"临刑前回头看警卫员的那一眼，到底在想什么。是后悔自己当初没多敲打他几句？还是单纯想不通跟了自己三年的人，怎么就下得了手？

这个答案没人能给了，但只要《红色娘子军》还在台上演、银幕上放，他那句没留下原话的临终话，就还会有人替他重复着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