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出生在1990年的泰国，一个穷得连体面都谈不上的家庭。父母从外府逃到曼谷讨生活，我爸是修车工，浑身机油味儿；我妈在袜子厂，手指永远缠着胶布。我们家就住在修车厂里，四周是铁皮和废轮胎，除了几个满手黑垢的工人，我是唯一的小孩。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将来”，只记得一到四岁的光影像被水泡过的纸，模糊成一团。可就在那些没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日子里，有四件事，刀刻一样留了下来。
第一件，来自幼儿园的滑梯。那天我和几个小孩爬到滑梯顶上疯，脚一滑，整个人摔下去，脸颊磕开一道口子，缝了三四针。血还没擦干净，老师就揪出一个玩伴，说他推了我，叫了家长，罚了站。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推没推，只记得他一脸发白，像是被吓掉了半条命。后来好一阵子，我仗着脸上那块纱布，命令他每天带零食来学校。不是商量，是指使。他真带了，每天都带。那种小小的权力感和被人在乎的踏实，是我对“友情”最早的记忆——粗粝、不讲理，但管用。
第二件事，在厕所。幼儿园的男女厕只隔着一道墙，矮得离谱，小孩站上马桶就能瞄到对面。那一天我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说不清了。只记得我从某个角度望过去，看见隔壁的女孩正蹲着。她猛地抬头，说：“我告老师。”我脑袋嗡一声，撒腿就跑，跑得太急，一头抢在地上，前额鼓起个青包。那女孩最后没告状，可我每次想起那一幕，还是会替那个慌到摔跟头的自己尴尬。那种对“被发现”的恐惧，比真正的惩罚更让人腿软。
第三件事，发生在教室里。有个同学总往课桌底下钻，钻完又若无其事地爬回来，像个有秘密基地的特工。我问他在底下搞什么，他说在偷吃零食，问我要不要。要啊。他勾勾手，让我也钻进去。桌椅底下的世界黑乎乎的，灰尘味儿混着辣条的气味，我满心以为会分到一口，结果钻进去的瞬间，我看见……
记忆就断在这里。后面是什么，不是忘了，是被往后的日子覆盖掉了。就像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爸后来会沾上酒和赌，我妈的眼睛会慢慢失去那种软乎乎的光。也不知道，不久之后“一切”就会变，变得需要我花很多年去消化、去恨、去原谅。可那四个片段，像老照片的边角，提醒我：在命运翻脸之前，我也曾被笨拙地爱过，也曾在滑梯上放声大笑，也会为了一口零食把整颗头塞进黑暗里。这些事不值钱，却是我这辈子最早知道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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