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小时候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祖辈讲述的逃亡、藏身、在最后一刻被边境拒绝。对许多美国犹太人来说,这不是历史课本,是家族记忆。
作者的父亲1938年从德国逃往英国,23岁成为纽伦堡审判的首席翻译,最后甚至成了戈林的私人翻译。这种个人史让人很难对美国现状感到纯粹乐观。哪怕今天的美国给了犹太人前所未有的安全、融入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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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承认美国不是魏玛德国,不等于放下警惕。独立的法院、联邦制、自由媒体、活跃的公民社会——这些确实是防火墙。犹太人在商业、学术、媒体、政府、艺术领域都是完全的参与者,不是被容忍的边缘群体。问题是,如何在"有理由的信心"和"有理由的恐惧"之间保持平衡。
以色列的建国让这种张力更加复杂。1947年联合国分治方案设想了两个国家,犹太一方接受,阿拉伯世界拒绝并入侵。以色列的建立确实回应了纳粹对三分之一犹太人的灭绝,联合国也确认了犹太国家的合法性。但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同样是事实,他们也值得自由与正常生活。
以色列传统的回应是: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是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的悲剧后果,且与85万犹太人被阿拉伯国家驱逐相平行。这个说法为真,但不够。承认这一点,是诚实面对历史的第一步。
今天的美国犹太人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进步派联盟在弱化,政治身份在转移,对以色列的情感纽带在承压。安全感从未如此真实,也从未如此需要被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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