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后,中国大陆开始兴起了一阵同学聚会之风。也许因为有了社交媒体,比如说微信之类,容易寻找和串联起那些因为当年上山下乡而分散各地多年的老同学,比互联网更方便。
由于经济的好转,物资的丰富,美食的林林总总,菜系的跋扈张扬,各种工友、农友、战友以及种种亲友和朋友聚会越来越普遍,找个理由就饕餮一顿。
互联网时代,我已经和一位当年在广州实验学校的老同学联系上了,大约是2005年左右的事情吧。我当时已在《星岛日报》欧洲版工作,每天都要做新闻,也应编辑部要求写写专题文章,或者进行采访。《星岛日报》是个世界性的华文媒体集团,原创而又没有地域限制的文章,可能也在《星岛日报》美洲版和澳洲版刊登。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特定时期广州出现武斗的回忆文章,在美洲版刊登了。结果,在英国伦敦的欧洲版编辑部就收到一位读者来信,说文章的作者可能就是他的老同学,并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周湘穗。编辑部把来信转给我,这样我就跟广州实验学校的老同学周湘穗用互联网联系上了。尽管同龄,但我们那时叫他老周。老周在美国,很快,我也就跟美国的几个同学联系上了;很快,我也跟在广州的市实同学接上了头,后来更加入了他们扯起的微信群。千禧年后我每年都回国,有时一次,有时两三次,自然就常常参加各种同学圈子的饭局,彼此海聊一番,细诉少年往事,缅怀早逝同窗,高兴起来继续卡拉OK一番。大家趁着为霞尚满天的岁月,讴歌一曲黄昏颂,欣赏青山下的夕阳红,莫道桑榆晚,活好每一天,然后AA制付费,带着微醺回到住处,不亦乐乎。相信这是聚会的每一位的心声。
如此这般,我又开开心心地活了十多二十年。
开始时,我在不同圈子同学的聚会中,打听每个老同学的去向,去了哪里?干些什么?还健康吗?还活着吗?总是有些下落不明的,甚至已经离开我们的。
中学群中,准确地说是初中群,有一位特别热心的女同学罗美霞,每次聚会,基本都到场。她和中学老师和同学都保持着密切联系,掌握着先遣图,有着所有同学的通讯联系方式,是这个群的联络官。我第一次和中学同学的聚会,就是她通知我的,在大沙头音响影像城附近的一个餐厅。
她能告诉我很多同学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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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广州的聚会,已经见了很多同学和老师的面。有一年聚会之后,在步行回家的路上,我和罗美霞一道走,问起一位老同学,莫燕!因为我自离开市实之后,从来没有见过他,同学聚会固然不见其踪影,甚至中学时代就留下的同学照片册,在那些系着红领巾的稚气的脸庞中,也独缺这张脸。
局外人想,莫燕让你那么上心,是个漂亮的女生吧!不,莫燕是个男生,而且是个粗线条的结实的男子汉。
我和莫燕熟么?不熟,同学而已,同窗仅三年。
1962年我刚上中学,鼎鼎大名的广州实验学校,第一次老师点名,叫到“莫燕”的名字,却站起来一位男生,大家窃窃地笑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大家是同学的时候也没说几句话,想象中他话不多,对任何人都一样,不善言语,只会憨厚地笑。
对了,参加校运会他代表班上参赛,总是报名长跑和掷铅球的——我当时是体育委员,每天要登记同学们早锻的数字,跑了多少圈等等。
在班上的同学中,他力气最大,铅球掷得最远,长跑也是好手。每天一早,回到学校操场,呼哧呼哧的,跑上十圈八圈。然后,走到操场一角的单杠和双杠前,有时在双杠上和我来个追逐赛——作为体育委员的我必须每天早上到场——有时独自来个引体向上,满脸通红的才回去上第一节课。
不过,我没有和他有更多交往,因为我属于活跃且好动的那一拨。
中学校园生活我的社交圈子比较丰富,有我钦佩甚至视为偶像的。如后来成为我毕生好友的叶邦彦,他文科成绩很好,美术课常得到老师的赞扬,无论从入门的画圆柱体和校园写生,被半秃的美术老师认为“很有技法”,而他的一手仿宋体更成为我效法的榜样;还有陈赐良,因为他小学时候就已经是少年宫口琴队一员,在我心目中是带着光环而来的,也曾经领略过他的琴技;李大明同学周围是个非常活跃的小圈子,他常常能够想出些新鲜的玩意让同学们乐,比如说背诵世界地理的名称以竞赛,给男女同学和老师起绰号,也在音乐课上因为领着同学把一首集体舞的简谱1565333、222、333作为数目字念出来,让上了年纪的音乐老师大为光火,几乎气窒,甚至津津有味地偶尔听听这个圈子中的一位姓陆的男生对女生评头品足,讲讲黄段子;还有从同一小学升到中学的老同学圈子苏哥和吕哥;我开平同乡的圈子,“黄潘李三人皆同乡也”云云。对了,还有玩乐器的圈子,体育活动的圈子,我特喜欢足球和乒乓球。
莫燕不也是体育好手吗?但是,他不擅长球类,从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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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念了三年,我痛苦地离开了学校,他继续升学。以后也就没有来往,一晃几十年。
几十年后,当同学聚会成了我每年回国的规定动作之后,见到了很多幸福地活着的人。在数次中学同学聚会后,我突然发现,怎么从没见过莫燕?
罗美霞告诉我,莫燕退休了,但是,却从来不参加同学聚会。多次给他电话,电话是接了,但就是不来。我说,我试试。
于是,在街上,罗美霞接通了莫燕的电话,报上我的名字。
接通了,那边是一个苍老的男声:“是黄锦鸿吗?你好吗?”
随即是我客套的几句寒暄,慰问,劝说,劝他来一起聚聚,见见面。他迟疑了半响,还是拒绝了,没有理由。
罗美霞告诉我,莫燕多年来一直如是,从来不愿意和同学们接触:“他没有结婚,身体不好,孤独地一人居住着。”
又过了一年,我又回国,那是2013年,和中学同学相约在海珠区的广州酒家一聚,定了包厢。
入座,陆陆续续来了,当年的师生和同窗相聚,大家的气息都很好。
罗美霞告诉我说,也叫了莫燕,特别告诉他我回来了。他居然答应赴会,我们很高兴:莫燕终于愿意来,第一次参加同学的聚会了。
但是,等来等去,始终不见莫燕的踪影。“他说了,他一定来。”罗美霞向我保证。那得出去找找看。
颇为豪华的小包厢门前,地上坐着一个小老头,看样子坐了好一会,默然地,不吭一声,一动不动,像尊雕塑。
同学们也出来了。“他坐了好一会了。”劫后余生春风得意而显得意气风发的同学们彼此打打眼色:“不会是他吧?”
“你是莫燕吗?”有人说话了。
抬起头,一脸的抱歉,点点头。几十年了,同学认不出同学,顿时使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凉感。
“你怎么不进包厢问问,看看?”有同学说。
终于听到他的说话:“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里面?”他吃力地说。
也许,在我们看来很普通的一个包厢,在他看来,如隔一道高不可攀的门槛,他贸然不敢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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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好了,莫燕终于来了,第一次来了。我们把他请到我身边坐下,坐在我和当年的班主任张老师中间。
我打量着他:他瘦,奇瘦,一个脑袋搁在骨架子上,全然没有当年那种健魄的印象;他老,奇老,和坐在旁边的年长十多岁的张老师差不多。
他见了我,问我这些年去了什么地方了。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离开他和同学,也就是离开广州实验学校之后的去向。我如实一一回答了他。
“好吗?”他问。
“好。”我答。
他不再问了,沉默着,似乎不希望再说话的样子。或者,他本来就是这样,不善于言辞。
我没有答,居然也没有问,只和其他同学继续谈笑风生;对他只劝吃,但他也没有怎么动筷。
临别,我对他说,明年我回来,要记得来聚会啊!他似乎没有明确的回答,也许很吃力地回答了,但我听不清楚。
有同学要送他回去,他拒绝了。
但是,我期待的第二次,永远不会发生了。大约一年后,罗美霞突然给在海外的我来微信,说莫燕已经走了。什么?
跨洋报告这消息的她说不清是什么病,她当时也只是听来的,不过后来消息得到证实。
莫燕孤单单地走了。
阔别数十年之后,再也没有见面的我们,所幸在我回国的那次同学聚会,他来了,见上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面。“可为什么这次他愿意来?”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罗美霞分析说,可能就是为你而来的。
也许,他一直记挂着他的小同窗,他不是问我,离开学校之后,我去了什么地方吗?也许,我是当时接触他较多的一位,如早上在操场的一角,但那只是因为我是体育委员?也许,我在获悉不能升上九年级后,在班里的墙报上,曾经以“莫傲君”为笔名写过一首诗,让可以升级的他看见了,因为“莫”的缘故使他产生了认同感?也许,他心中有疑问:这么一位学业优秀的同学竟然不能升级,而成绩平平的他却能,为什么?
一下子把我拉回了那段当年不堪回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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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斗争的弦已经开始绷紧的年代,我们也到了完成初中学业要升高中的时刻了。我们正在饭堂开庆祝七一的会,另外一个张老师——他是少先队的负责人——逐一把一些同学叫出去,通知他们:你们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果升不了学,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一些被叫出去的同学,回来垂头丧气,有女生还哭了。同学之间窃窃私语着,叫出去的,就是升不了学的。
忽然,听到叫我的名字,顿时如雷轰顶。我至今忘记了这位老师对我说些什么,但是,只记得他给我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到粤北始兴的林场炼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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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那几个小时是怎么过的。放学了,我只觉得迷迷糊糊地走回家去,沿着当时还没有拆毁的那寺庙改成的大礼堂的墙根走,走到区公安局过马路,来到海幢公园南门,一路无意识地撩拨着从围墙花窗中冒出来的灯笼花,狠狠掐下一两朵,捏得粉碎,染红了指头,再掐,直到走完这段今后可能不需要再走的路。
回到家里,晚上父亲下班回来,我才告诉父母,我不能升学,要去山区林场做工。
我没有哭,但是父亲却呜呜哭了。这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看见父亲掉眼泪,因为他只有我这么一根独苗,因为他1956年至1957年曾经到连县山区砍伐过木材,虽然拿了张奖状,但是知道山区林场生活真实情景。母亲也哭了,因为1956年到广州东站送父亲上山时候,她和一班妻子们都一起哭过。
一个15岁的少年,要决定自己的道路了。我决定留在广州啃老了,而父母愿意让我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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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凭什么不让学业优秀的我升学?原因很简单:家庭出身“不好”;怎样的“不好”,是我数年后才知道的。当年的这一幕,广州南武中学的校史室是不会记载的,里面都是伟光正的文字,但是,却成为了多次同学聚会的话题,据说其他的班也如是。根据广雅中学校友的记载,六十年代开始,广州的中学就已经有了政审这一环,高层已经在决定:谁能上高中,谁能上大学,不在乎成绩与表现,决定的因素,就是所谓的家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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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年被甩的我们,也用我们实际的成绩,纠正了共和国的失误,也证明我们是共和国有用的一群。
实际上我也不用啃老,几个月后,我接到第二轻工业学校的录取通知。后来知道,和我一样处境的区念中同学,去了一商学校;罗翰皋同学,去了建工学校,等等。
这件事,现在看起来甚小甚小,比起共和国开国元勋的被诛被贬被流放,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侥幸躲过一劫的我亲爱的同学,后来大多数还是要到广阔天地去了,我倒幸运,赖着不走,宁可做城市里最下层的市民。不过,这件事冲击力毕竟在短短的人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作为一个才15岁少年的我,还不清楚此前的种种政治名词堆砌起来的运动,但是,当大院中的孩子还在各种附中和八一学校里享受着荣耀,高谈治国经纬、大有舍我其谁气派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想到,更大的人生落差和磨难同样等待着他们。
莫燕没有走,他升学了;后来也必然经历了下乡、回城这样的道路,但是,具体是什么,我一无所知。各有各的生活圈子,各有各的人生轨迹,从十几岁的分手,到60多岁的重逢,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一面,有过关于他的点滴消息。
居然终于见了一面之后,却成永诀。
“我感觉,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同学的聚会,是为你而来的。”罗美霞说。
“我的感觉,也是。”我说。
岁月风云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大多数人度过了劫难,莫燕怎么啦?
我无法进入他那孤独苍凉的世界,不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我甚至试图编造过他孤苦伶仃的原因,也许,那个“莫燕”的女性化的名字曾经给他带来麻烦?也许,别的什么?
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啊!我怎么这个前三十年的牺牲品,碰上了他这个后三十年的不幸人儿?他应该和所有的劫后余生的人们一样,拥有正常的组织个人生活的权力,他可以过上不算丰裕但也算正常的生活,为什么却一任孤独熬岁月,潇潇风雨度人生呢?苦苦地熬着,等着,或许,几十年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极其简单的“好吗”、“好”的对话,释去了心中最后的疑团。莫燕了解其他同学的晚年,唯独还不知道我的,这下子见面了,他知道了,也给自己的生命划上一个句号,带着有病之躯默然离去。
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
2026年新年伊始,中国大陆传来一个消息,有位护士因跑马拉松辞职了,要成为职业跑家了。网上霎时议论纷纷。一个有一种爱好而希望在本职工作之外调调班,好去参加马拉松赛事的白衣天使,居然不被允许。没法,她只好设法钻了个空子,编造了个虚假的理由,调了班次去参赛了。后来获得名次,自然有奖,跟钞票有关。
这位护士却受到医院的处理。除了被医院警告处分6个月,也不能参与2025年评优。
消息一出,网议纷纷。
有网友说:好!我们终于又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献祭品——一个在生活夹缝里试图喘息的普通人。她竟然妄想在工作之外拥有爱好,竟敢在奉献的神坛上私自留下一小片“自我”,这简直是医疗界的叛徒,是道德宇宙的失衡点。不将她钉在耻辱柱上,怎能显我辈正义凛然?
网友有才,现代网络的语言,正反都可以。概言之,就是有为其打抱不平的,也有支持院方立场而显得义正词严言之凿凿的。
但是,这位女护士毅然选择了新的人生道路,当一名职业马拉松选手,以此维生。最初短短的几个月,获得的奖金居然有数十万,比当护士时候高得多。
这个时候如果莫燕还活着,也许能够参加老人组别的马拉松,也许能够取得名次;即使没有名次,也让其生活多些色彩,也许能够多聚会数次,看看他憨厚的笑容。
可是,他走了,而且是我得以和他相聚之后走的,距今也已有十多年。
当年,2013年,当我知道莫燕去世的消息之后,就有心愿,一定要写一篇东西,悼念我这位老同学。
结果文章写了,刊登在荷兰的华文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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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最后写道:生命中,有的人几十年地钟爱着你,记挂着你,你感到幸运。
然而,生命中你该记挂着更多的人,记挂着那些本来该拥有正常生活的正直善良的人们,他们未必,和你,一样地,总算,幸运。
当人们为了一些事情抱怨命运对之不公的时候,可曾想到,世间上,很多人,纵然做过不懈的努力,但是,却始终得不到他们所要求的最起码的东西。
往事悠悠,旧情绵绵。在世间无数的同学聚会中,也许真有微博微信段子上讽刺的那些互相嚼劲攀比的事情,但是,也有我们这样的故事。
最近这次筹备聚会的同学,很详细地把同学们的情况列明:确定参加的;已联系未确定参加的;已联系确定不参加的;未联系可能参加的;难以联系的;暂时失去联系的;旅外的;不能再相见的。小小的逻辑分类,体味着同学的唏嘘。我属于“旅外的”。在那“不能再相见的”组别,就有莫燕的名字。这提醒着我们,同学之中,已经有那么一些,走了;逝者已矣,在生者,珍惜。
文章的最后写:莫燕,愿他在天堂能够一切称心如意。
但是,我能做的,也仅此而已。最近有人写了一篇网文《诀别同学群》,也道出了现实生活中同学群的尴尬,把从热闹到沉寂,从沉默到冷漠的过程写得扎心,获得很多共鸣。即使莫燕还活着,会再见面吗?有共同的话题吗?我会主动找他吗?别虚伪了,黄锦鸿!
经过这十多年的聚会,现在好像“同学”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了,同学群的存在和保留,不过是让这件老式通讯录的外衣,以新的款式继续披着、存放着。
不过,总算是有过热闹的一瞬,有过开心地一刻,有过华彩的乐段,也有过目睹在包间门口蹲着的雕塑般人像的记忆。即使群的不复存在,但是让人生少了一桩憾事,在我而言,还是很感谢这个中学群。
再次呼吁,各位广州海珠区南华中路海幢街堑口同丰里乃至散落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街坊好友,如有谬误,敬请指正,微信见!(黄锦鸿,写于2026年5月17日)
为你还原一个真实的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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