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初期那段热血岁月里,涌现出无数扎根乡土、敢闯敢拼的巾帼英雄,龙冬花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她不惧凶险冲锋抗洪一线,带领乡亲们勤劳耕作增产增收,凭实打实的功绩成为家喻户晓的劳动模范。
这份踏实肯干的赤诚,也让她先后十三次有幸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
宴会上敬酒一幕更是温情满满,主席暖心破例直言你多喝点我少喝点,这般暖心互动背后藏着多少动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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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1月,安徽桐城县罗塘乡将军村,龙冬花出生了。这个开局,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父亲早早去世,母亲一个人撑着家,日子过得像江边的堤坝,随时都有垮掉的可能。龙冬花长到15岁,母亲做了一个决定——把她送出去。送到长江南岸的贵池县乌沙夹,给人家做童养媳。
那是1940年代的安徽农村。一个女孩,被一条长江隔开,隔开了家、隔开了母亲,也隔开了她原本的命运。但龙冬花没垮。
她在乌沙夹站稳了脚。她识字,她看报,她不是一般的童养媳。在那个村子里,她有口碑,有人缘,能干,也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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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她和当地村民陈友恒成了婚。这一年,中国还在打仗,丈夫被拉去修工事,家里又剩下她一个人。
但历史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而且转得很快。
1949年4月21日下午五点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乌沙夹登陆。次日,贵池县城易手。新政权来了,龙冬花是第一批站出来响应的人。
她参加了土地改革,参加了反霸斗争,把曾经的雇主送上人民法庭。这件事,在当时的农村,需要胆量。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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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的夏天来得很猛。连续多日的暴雨砸向江淮大地,长江水位一天一天往上涨。贵池县北闸埂的江堤开始吃力,泥土里渗出水来,水里带着泡沫,泡沫越冒越多,那是要决口的前兆。
这一年,龙冬花23岁,刚在春天牵头组建了幸福互助组。她不是干部,不是军人,只是一个互助组的组长。
但组织把一个任务压到了她肩上——排涝保堤。乌沙区委书记把她叫来,当着几百名群众的面,开门见山地说了一句话:"龙冬花,这12万人口、十几万亩耕地的乌沙大圩,我就交给你了。"
这句话落下来的重量,不是荣耀,是压力。龙冬花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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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带着几百人,架起八十部水车,冲上抢险最前线。 从第一天到第十天,整整十天十夜,她没有真正睡下来过。谁扛不住了,她去顶上。水车停了,她去推。她不是在指挥,她是在拖着这几百人往前走。
然后,意外来了。那天她在巡堤,走着走着,脚下的土忽然软了。她蹲下去,用手一探——管涌。堤坝下面开始往外渗水,这是溃堤的前兆。如果不堵,十几万亩耕地和背后的十几万人,随时会被淹。
时间只有几分钟,甚至更短。
龙冬花及时发现险情并呼喊群众,取来门板等物资,和大家一起奋力封堵,成功守住江堤。周围的人愣住了,没有人说话。一个二十三岁的女人,一个人顶着长江的压力,那个画面让所有人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一个接一个,人们跳下去,扑向堤坝,和她并肩扛着——直到支援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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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堤保住了。洪水退去之后,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在抗洪抢险中冲锋在前,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同年被评为安徽省劳动模范。。
第二,她被评为安徽省劳动模范。
一个从桐城来的童养媳,用一块门板,改写了自己的人生。但她当时大概没有意识到,这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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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的抗洪,让龙冬花的名字出了贵池,出了安徽,传进了北京。
1953年,她接到通知,去北京。
出席全国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是她第一次进北京,也是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接见了与会代表,龙冬花站在人群里,握到了那只手。这件事在她心里刻下去了,一辈子没淡。
但更让她一生难忘的,是1956年2月的那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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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她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二次全国政协会议。 会议结束那天是2月7日。当天下午,一位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悄悄找到她,说了一句话的意思:一会儿毛主席可能要来接见代表,如果你握到他的手,先别放,我来拍照。龙冬花记住了这句话。
但那天晚上,还有另一个机会。周恩来在怀仁堂设宴,招待全体政协委员。毛泽东出席了。席间,全体农村政协委员委托龙冬花,作为代表,向毛主席敬酒。
这是她此生最紧张的一刻。
她端着杯子,走向毛泽东那一桌。那一步一步,走得腿都是软的。周恩来在旁边帮她做了介绍。毛泽东当即站起来,一只手拿着酒杯,另一只手握住她的手,开口说:这就是龙冬花啊,早就听说过你的事迹,做得非常好。
然后,一向不善饮酒的毛泽东,举起了那杯酒。 他对她说的那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反复传述:"好,好,姑娘你多喝,我少喝点。"
龙冬花把那杯酒一饮而尽。
然后她想到了丈夫。丈夫在空军部队,一直崇拜毛主席,却从来没有机会见面。龙冬花就又开口,请求代丈夫再敬一杯。毛泽东没有拒绝,再次举起了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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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把这两次敬酒的瞬间拍了下来。
一个来自贵池农村的女人,成了那个年代的全国性符号。
此后,从1953年到1972年,龙冬花先后18次进北京参加全国性会议,13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个数字,放在那个年代,不是荣誉那么简单——这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与最高权力中心之间,长达二十年的真实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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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为她签署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证书。
1958年,组织批准龙冬花转为国家干部,此后她先后担任幸福大队党支部书记、乌沙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贵池县妇联副主任、安徽省妇联副主任,并进入中共安徽省委担任委员,当选中共第九、十、十一大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一块门板,走到了这一步。
但龙冬花不是一个只懂政治的人。她每次从北京回来,第一件事是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继续干活。省里奖给她的两条大水牛,她转手交给了集体。开会的补贴金,也都上缴了。她曾在回忆里说:那时候我只想着,我是党员,是劳模,是党代表,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这不是口号,是她二十多年一直在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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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龙冬花50岁。那一年的春天,江水又涨了。洪水是贵池的老对手,也是龙冬花的老对手,二十七年前那场大水,她用门板顶住了它。二十七年后,她已经不再是那个跑得动、扛得动的女人了。
她身上有风湿,有腰伤,有胃病——全是1952年那场大水之后慢慢留下来的,二十多年的积累。她每天要按时吃药,走路都开始费力。
周围的人都说:你就留在村里,这次不用你上了。龙冬花没听。
她带上了15副中药,带着190多名社员,走了12公里,到杜湖去挖防汛石。到了前线,她不站在边上指挥,她拿着工具跟大家一起干。社员们见她腿都肿了,好几次强行把她手里的工具抢过去,让她指点一下就好。龙冬花把工具抢回来,说:人家干活,我站在边上指手画脚,我没这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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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干,又是十几天。
任务结束,她被直接送进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腰椎损伤,胸部损伤,胃病加重,风湿恶化。每一条,都是在堤坝上熬出来的。当地人说起她,总忍不住流眼泪:"她这一身的病,都是给大家干出来的。"
1980年,龙冬花提前退休,回到了家里。但"退休"对她来说,只是一个词。
她在家附近开垦了荒地,种蔬菜,种粮食,继续劳动。哪家邻居有了矛盾,她去帮着解决。街坊邻居遇到问题,都来找她。当地人喊她的方式,始终只有两个字:"龙劳模"。
1991年,池州爆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这一次,龙冬花连前线都去不了了。她正在贵池市人民医院里住院,病情一天比一天重,组织没敢告诉她外面发生了什么,怕她一急加重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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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自己从报纸上看到了消息。
看完,她让丈夫陈友恒代她出去捐款,让他把钱送到当地妇联。她留下的那句话,在资料里有明确记录:"不能出力,那就出钱!老百姓还在受苦受难,我身为一位共产党员怎能不为国家分忧呢!"
她的儿子陈建国曾经说过一件让人沉默的事:母亲几乎从来不主动跟家里人讲她做过的那些事,他们做子女的,都是从报纸上、从村里人口中,才慢慢拼出母亲一生的轮廓。但母亲经常说的,只有一句话:多为群众服务,大家好了,国家才会好。
改革开放之后,龙冬花所在的乌沙镇粮食丰收了,但卖不出去,丰收的粮食只能堆在家里发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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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到了这个问题,想办法联系当年一起工作过的代表们,向中央提出建议:应当建立国家粮库,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以备灾年。中央最终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各地推行粮库建设。
一个退休的老农妇,在病中,还在想着怎么让十几万人吃饱饭。
组织考虑到她多年来对身体的透支,特别批准她的医疗费用可以全额报销,让她安心在医院休养。龙冬花得知这个安排之后,身体稍好转,就催着家人办出院手续。她说:"我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的,我不能在退休后还占用国家的资源。"
直到最后,她还在反复向组织申请:以后有任何活动,一定要通知她,哪怕自己干不动,也可以让儿子代去。
2004年9月,龙冬花在池州病逝,终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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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这个数字其实有点意外——考虑到她那一身的伤和病,她活得比很多人预想的都长。
1952年那块门板,救了十几万人的命,也耗掉了她大半辈子的身体。她没向任何人讨过账,也没有诉过苦。儿子从她嘴里听不到英雄故事,能听到的,只有"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翻来覆去,贯穿了她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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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贵池,在乌沙镇,在那片她用身体顶过的江堤旁边,人们记住她的方式更简单:一个不要命的女人,一辈子都没想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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