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系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孙江教授2026年5月11日在“人人都是历史学家:王笛教授荣休纪念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由胡正昕整理。
今天醒得早,我把此前在高铁上写的发言提纲录入电脑,大约有两千多字。但是,上过我课的同学都知道,我是不喜欢念稿子的。在听了那么多嘉宾、老师和同学们的发言后,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下面我就顺着自己的感想讲几点。
我在一篇评论王笛兄《中国记事》的书评中称,王笛是“农耕型”学者,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严谨而克制。听了朱天舒老师的发言,特别是提到读王笛兄写爱猫之死的文章,蓦然发现王笛兄同时还是一个“家猫型”学者,安安静静的,绝不打扰别人。但是,正如朱老师说的,王笛兄遇到老哥们时如变了一个人,非常健谈和豪迈。王笛兄为同僚、同行、同人做了很多事,从不张扬,有时为了当事人的面子,甚至还佯装不知。他的善良,是发自骨子里的。为了今天的会,很多学生自愿前来帮忙,历史系的两位秘书还给王笛教授送上了一份蛋糕,上写:退休不褪色,生活更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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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教授
人生中有很多不经意的小事,多年后回想起来,竟有不可思议的因缘。作为历史学家,王笛兄有一个标签——社会史研究者。记得第三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是在四川大学召开的,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我和朱剑兄等五人结伴去九寨沟。清晨大巴将要出发时,只见王笛兄抱着五件军大衣——那个年代的冬日时装,风风火火地赶来,说山里冷,大衣可以御寒。那时九寨沟道远且险,想到要在气温零下的九寨沟度过几天,感激之情从中而来,凭窗暗忖:与子同袍。此君当可为一生之友。那是1990年10月27日的事情,想必王笛兄早已忘记了。
王笛兄的学术,蜚声海内外,影响溢出学界,对澳门大学这样一个急速成长的年轻大学,他如一面旗帜,是不可或缺的存在。1931年,梅贻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典礼上说:“所谓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何谓大师?梅校长没有说。学问的高低,不在字码得多寡,书出了多少。我评价学者有四个标准。
第一是学科位置。王笛的研究,从《跨出封闭的世界》到《街头文化》,从《茶馆》到《袍哥》,这一本本专著,使他在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微观史等领域竖起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借用袍哥的话,是“龙头大哥”。第二是学脉传承。王笛在四川大学师承隗瀛涛教授,隗先生是有名的历史学家,当过四川大学副校长;在美国,跟随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教授(William T. Rowe)学习。这两位教授有一个共同的研究方向——城市史。学脉传承既可依人亦可依法,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和《街头文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两位老师的学问,还在城市史领域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第三个标准我称之为学术专著。所谓专著,必须章章是原创,篇篇有新意。王笛的著作都是原创的。现在出书太容易,同学们听闻《跨出封闭的世界》可能会想:不就是一本书嘛。如果你去检索八九十年代四五十岁成名学者的成果,会发现有专著的人少之又少。第四个标准最难,我称之为学术口碑。有的学者有学术地位,学脉传承很清晰,著述甚多,但存在无足轻重,当评论该学者涉足的领域时怎么也数不到该学者。学术口碑是一种内在的、不可被替代的品格。学术口碑好的学者并不多,王笛是当今为数不多的一个。
具备了上述品格后,我以为就接近了大师的境界。但是,这似乎还不是梅校长心目中的大师的标准。我在很多大学里看到一些雷同的标语:“昨日我以学校为荣,明日学校以我为荣。”什么是好的教师?就是学校以我为荣,而非我以学校为荣,蹭学校名气是没有出息的。对了,什么是大师?就是学校以我为荣,就是能挂在大楼墙上的人。王笛兄是也。
关于王笛的事迹,媒体多有报道,我就不赘言了。我想说说史家与时代的关系。“幸福的民族没有历史。”这是十九世纪初欧洲流行的一句话,反映了时人对时代变迁的感受。王笛兄经历过中国历史的非常时刻,高中毕业后进工厂搬过砖,是恢复高考后才得以考入大学的。他把人生的经验融入历史的写作中,他早期的著述,贯穿着一条清晰的思路:对现代性的渴望。他的成名作《跨出封闭的世界》,是金句,一个时代的缩影。赴美留学后,王笛继续探寻中国的现代性,研究领域深入到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大众文化等,也正在这个时候,他的研究风格悄然发生了变化——由基于社会科学方法的社会经济史视角转向了人文的社会人类学视角。很自然地,研究的焦点也从社会结构变为生活主体,于是,茶博士、袍哥大爷等一系列研究呼之而出。他的这一转变如果置于国际学术潮流中来定位的话,就是呼唤被实证史学排斥的历史主体的复归。
史学家不仅仅是过往的诠释者,他对历史的诠释带有对未来的诉求。当王笛的研究兴趣转向主体的思想和情感时,自然会触及谁的历史问题。如果以modern这个关键词为中心思考的话,可以将历史学置于三部分来看待:premodern,modern,postmodern。Premodern流行的是帝王史学,是梁任公所说的以纲鉴为目标的一家一姓之学。Modern推崇的是国民史学,或曰民族史学,是把一定空间(领土)中居住的各色人等整合为一个单数集合的国民或人民。十八世纪末以降,历史学已经失去了作为帝王之师的地位,但在十九世纪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历史学作为认同之学博得了新的显学地位。在postmodern的时代,历史学的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共史学出现了。公共史学是一种以人的实际生活为中心的研究,把历史作为人人都能接受和消费的对象。这一转向非常重要。现在世界上还在以史为鉴的国家已经很少了,因为历史学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国家政权是靠军事来护卫的,还有政治、经济、外交等现实力量。如果从这一角度看,公共史学的出现非常及时和重要。公共史学以实在的生活世界为中心,描述复数的过往。他倡导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学具有革命性意义。成为历史学家的人人,换言之,就是自己的历史之父、自己的历史之母。历史书写权去独占化了。
在公共史学兴起的背景下,王笛教授实现了他的学术第二个大转向,即把历史学知识回向给历史主体本身。以往研究历史的,或多或少都与政治有关,在公众的心目中无非就是两个功能:说教和说书。前一段时间在北京,我和李开元兄有过交谈,我说你们干了一件大事,即把历史小说家给放逐了:现在愿意看胡编滥造的读者越来越少了。
1990年和王笛兄一别后,再次见面是十年之后了。在此期间,王笛兄辞去了四川大学的教职,跨越太平洋,前往密歇根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三十四岁辞去副教授之职(当年即使五十岁也未必能得到副教授的职位),从零开始打拼,由成名青年教师到寂寂无名的留学生,这不单单是身份的变化,还需要心态调整。我晚王笛兄一年,二十九岁辞去教职,日语零基础游学东京,一手翻书,一手打工,深知搭乘留学末班车的辛苦。在异国他乡以弱碰强,仅从语言的角度说必然会有挫折感。上午,王笛兄讲了一桩自己第一次用英语演讲的不堪往事。法国学者勒南(Ernest Renan)说,遗忘,有意识的遗忘,是建构民族的必要元素。在个人层面上,遗忘是完成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的条件。年轻的同学们,不要老是记着你自己犯下的错误,请忘掉!谁还记得你的错误,只是你自己念念不忘罢了,大部分精神焦虑的孩子都有这个通病,不善于遗忘。
王笛教授经常提到他的恩师罗威廉教授,还有一位学者对王笛兄影响很大,就是韦思谛(Stephen C. Averill)。在“万马奔腾”的当下,韦思谛的成就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一个研究方向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起源。把他的著作找来读一读,你会很有感触的!我常感叹,“英马”以经验检验原理,“日马”在原理的龃龉中挣扎,“天马”现在认真做的差不多都是“英马”“日马”几十年前就已经做过了的。
进入新世纪后,我和王笛兄得以在北京、东京、波士顿等地见面。王笛兄是家猫型学者,独往独来;我是野狗型学者,呼朋引类。彼此从来是有事谈事,无事不联系。现在我们是同僚,办公室门对门,宿舍楼上楼下,有事要么短信解决,要么食堂见面谈。如此相反的性格,在我的心中,他却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王笛在学有所成之后,回向社会,活跃在线上线下。传统的史家与政治关系紧密,新型的史家走向公众,王笛给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学者提示了一个行动样式。我来澳门大学快两年了,受他影响,也开始尝试做微观史,进行非虚构写作。我经常说,人在学习阶段要树立两个榜样,一个是同辈,一个是长辈。在向他们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自己人生的航道。王笛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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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教授在“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本次会议办得非常匆忙,因为,我压根儿没有接受王笛教授会这么快地挥手而去。王笛教授对澳门大学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以他为荣”的大学者,我们怎能仅凭一张荣誉纸,几句热话就草草结束了呢?还是要有一点仪式感的。正如我在上午会议开幕式提到的,办这个会是有意义的。首先,王笛教授是澳大人文的一个符号,一个高度,以后肯定会挂在澳门大学墙上的。
如果单纯为纪念而办会,各位就把我想得狭隘了。实际上,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以王笛为方法,利用他的剩余价值,宣传澳门大学,特别是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教授是从澳门大学走出来的大学者,Made in the University of Macau。会议的信息从微信公众号发出后,有很多同学从不同地方赶来,令人感动。中华书局近代史研究室的资深编辑陈铮先生,当年负责王笛教授《跨出封闭的世界》的出版事务。他在微信公众号下留言,祝贺王笛教授荣休。我依稀记得年过九旬的陈铮先生好像和我的导师有旧。对于王笛这样一位大学者,澳门大学一定要让他再一次为澳大发光。
但是,各位,我还有另一个深远的想法。王笛兄这一代学者,是特殊时代的产物,随着他们从教学第一线的隐去,今后中国学术往哪里去?有必要认真思考。我有一个心愿:呼唤新生代学术的到来。时下名为青年的学术讨论会,大多是非青年操办的;即使是青年操办的,也没有打出新世代的印记。青年学者被各种外在事情缠绕,刚跨进学术门槛就满脸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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