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平台后在当地设行政机构，如内地一般管理并不断强化管理深度

台湾自古以来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可是，在十七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也就是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的殖民扩张，率领船员和海军部队非法占领台湾，开启了对台湾长达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

之后，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东南沿海反清复明失败的郑成功，为了把台湾作为反清的基地，于是率领2.5万名兵将，分乘百艘战船，从金门出发，冒着海上波涛汹涌的风浪，成功越过台湾海峡，直接进攻荷兰占据的台湾。

经过长达八个月的激战之后，郑成功成功从荷兰殖民者中收复沦陷三十八年的中国领土——台湾，建立明郑政权，奉南明正朔，继续抗清。

明郑政权示意图

在郑成功暴毙之后，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续在台湾明郑政权执政，形成与清朝对立的割据局面。尤其是郑经继承了父亲郑成功的反清事业，趁着康熙初年吴三桂发起的三藩之乱机会，渡海西攻清朝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曾经一度占领了不少地盘，构成了对大清的威胁。

之后，清朝经过一番调整，在反清战役中占据优势，逐渐驱逐郑氏在闽粤沿海的势力。明郑政权反清势力的存在，使得康熙帝认为终结海峡两岸的割据状态，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必须要发动回归台湾的战役，才能巩固和统一多民族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

一锤定音：施琅如何一战定澎湖，收台湾？

于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力排众议，命投降清朝的水师名将施琅率领精锐水师，发动统一台湾的澎湖战役。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7月8日，施琅率领清军水兵2万余人、大型战船300余艘、中小战船230余艘从福建铜山扬帆起航，直扑台湾的战略屏障澎湖列岛 。

当时，驻扎在台湾的明郑政权主帅——刘国轩已将主力悉数部署于此，构筑14座炮城与20余里高墙深沟，企图凭险固守。

清朝平台示意图

面对明郑水师的严防死守，施琅巧妙借用夏季的西南风向打动突然袭击，用多艘战船围攻单舰集中突破，在西南风向的助力下发起总攻。在经过一番激战过后，清军以阵亡329人的代价，焚毁俘获台军船只近200艘，歼灭敌军1.2万余人、俘获5000余人。

澎湖海战清军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台湾明郑政权的防御体系，迫使台湾明郑政权的郑克塽随后递交降书，率领臣民接受清军收复台湾，台湾就这样结束了割据状态，重新回归中央政权管辖。

康熙对台湾的治理

澎湖海战的胜利只是起点，清朝真正的贡献在于将“军事统一”转化为“法理管辖”—这恰恰是台湾主权归属的核心依据。

台湾回归之后，康熙帝力排朝廷官员对“弃台”之争议，采纳施琅“台湾战略地位关键，不可放弃”的主张，把台湾当成中国一个省份去治理。

于是，康熙帝在台湾回归后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台湾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管辖，下设台湾、凤山、诸罗三个县，总兵官一员，兵八千；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隶属于福建省。清政府通过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府时的行政架构（知府1员+知县3员+总兵领兵1万），推行与内地一致的赋税制度。

清朝对台湾自上而下的行政建制，并非军事占领，却是对台湾配备行政官员、驻军设防。通过中央集权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实现中央对台湾的涵盖户籍管理、税收征管、文化教化的有效统治，推动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并非如朝鲜一样具有独立主权的“藩属国”。​清朝对台湾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方式，完全符合国际法规定国家对领土的 “有效管辖” 的主权认定原则。

之后的两百余年，清政府对台湾进行深度的治理。清政府大规模派汉人移民台湾，在台湾推行科举制度和儒家文教体系，乃是清朝用制度化举措将台湾牢牢纳入中国的领土体系。在雍正年间，在台湾增设彰化县、淡水厅，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式设台湾省，刘铭传担任第一任巡抚推行近代化建设，这乃是中央不断强化对台湾主权的历史铁证。

因此，清朝对台湾中央集权的深层次治理的历史，成为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核心历史依据。

台湾的割让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大清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结束了清朝对台湾持续211年的统治。

虽然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五十年，却未改变台湾的固有主权归属，反而成为二战后台湾回归中国的重要法理铺垫：清朝在统治台湾两百多年历史中，通过派驻官员、征收赋税、管理户籍、兴办教育，对台湾进行了全方位的治理。

清政府管理台湾这一段漫长的管辖史，在国际法上确立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以说，如果没有清朝211年对台湾的有效管辖，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将会变得模糊不清，这一点必须要感谢清朝的功劳！

台湾抗日示意图

由于在十九世纪末，日本是通过侵略的甲午战争战争“窃取”中国领土，才会有二战胜利后，同盟国要求日本“归还”领土的法理基础。

法理传承：《波茨坦公告》的关键条款，究竟说了什么？

当历史的车轮到了二十世纪，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对台湾主权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二战风云岁月，中国政府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9日发布对日宣战宣告：“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同时宣布将收回台湾、澎湖列岛的主权。

之后，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罗宣言》，明确宣布同盟国三国的宗旨，在于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都统一归还中国。

在二战快胜利的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后来苏联参加，督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其第八条明确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这是台湾回归最关键的一条！它重申了“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明确规定日本的主权，仅仅局限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指定的小岛，在国际法层面上彻底锁定了台湾归属于中国。

不久，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的轰炸，宣告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日本签署《日本投降条款》，承诺履行《波茨坦公告》。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25日，台北受降仪式的举行，标志着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本质上这也对康熙时期统一成果的继承与恢复。所以，台湾回归的10月25日，成为台湾重新回归祖国大陆，光复的日子，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

因此，从清初澎湖海战的炮声，到二战《波茨坦公告》的条文，再到联大第2758号决议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确认，台湾主权归属中国的历史脉络从未断裂，国际法的法理基础始终完整。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清朝评价可以有多种维度，但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康熙帝回归台湾的历史功绩必须予以肯定。台湾的回归和深度治理，不仅是清朝统一大业的关键一步，更为台湾主权归属中国立下“历史界碑”，乃后世《波茨坦公告》定调台湾主权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法理基础。

从施琅水师的帆影，到《波茨坦公告》的条文，再到今天对“一个中国”的坚守，可以证明台湾主权归属中国的历史脉络从未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