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请缨攻襄阳，却因宋军坚守和蒙哥的驾崩而功败垂成

宝祐五年（1257年），“大蒙古国”四代目蒙哥汗为了建立超越父祖的功业，决定率军亲征，定下了三路伐宋之策。其自率大军攻伐川蜀，企图东出夔门；御弟忽必烈进攻宋朝荆湖防线中段的鄂州，并与浮江而下的蒙哥会合，并合攻临安；兀良合台率军自大理北上经广西北上策应。但理想总是丰满的，现实确实是非常骨感，三路伐宋的蒙古军团全都极为不顺，负责川蜀方向的蒙哥汗在钓鱼城军民的顽强抵抗下，寸步难行，最后殒命于此。而他的御弟忽必烈对鄂州的攻战也是极其失败，在蒙哥驾崩后，匆匆退兵，而当时贾似道坐镇鄂州，屡次击退蒙古军的进攻，也迎来了其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下面就来说说鄂州保卫战。

忽必烈挂帅征鄂州

宝祐五年（1257年），蒙哥汗挥动大军攻打南宋。当他在四川和钓鱼城的宋军展开长期拉锯的同时。宗王塔察尔也正在长江中下游展开鏖战，但屡屡遭到挫折。鉴于塔察尔进攻不利，蒙哥汗在忽必烈的一再恳请下，决定临阵换将，让自己的御弟忽必烈负责对南宋两淮防线的攻略，牵制宋军，“掣肘淮海”。据拉施特的《史集》记载，忽必烈出于对兄长的关心，上书向蒙哥汗恳请当左翼军主帅，“我的脚已经养好了，我的长兄率领军队出征，而我在家里坐视，这怎么能行呢？”但拉施特只是片面之词（阿拉伯或中亚一带的史书有些时候谀词不断），事实上，忽必烈之所以请缨统军，主要就是为了降低蒙哥汗对其的猜忌：“世祖威名日盛，宪宗将伐宋，命以居守。燕真曰：‘主上素有疑志，今乘舆远涉危难之地，殿下以皇弟独处安全，可乎？’世祖然之，因请从南征。”此前因为忽必烈的以汉法治汉地，受到了蒙哥的忌惮，阿蓝答儿钩考之后处于赋闲状态。

宝祐六年（1258年）十一月初三，忽必烈祃牙于开平东北，带领郝经、刘秉忠、张文谦等谋士是日启行。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至邢州，与诸位宗王相会。一路上，忽必烈所过之处开始四处延请名士，替他出谋划策，“所至郡邑，访求人才，咨谋方略”，也正是这次咨谋方略，让忽必烈决定改变用兵方案。忽必烈率军至彰德，延请名士杜瑛，“问以取宋之策”。杜瑛首先陈述了“盖惟不嗜杀人，然后能一天下”的大道理，在具体军事方略上，杜瑛提出放弃以四川和两淮作为主攻方向，重点突破以襄、樊为中心的中路荆、襄防线，“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杜瑛的谋划对忽必烈的决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决意以长江中游的鄂州为突破口。

忽必烈率军经过开封，于七月十二到达汝南，忽必烈命大将拔都儿先行，“备粮汉上”，杨惟中、郝经宣抚江淮，必阇赤孙贞督军蔡州。忽必烈沿路整肃军纪，有犯法者，“白于帝，民戮以徇，诸军凛然，无敢犯令者”。

正在忽必烈南下过程中，出现了一段小插曲，负责江淮宣抚的郝经听说蒙哥攻蜀“师久无攻”，立即大感不妙，撰写了《东师议》，分析了蒙哥汗进攻四川方向有误，并再次表达了国力空虚，不宜发动灭宋战争的意见，要忽必烈上书蒙哥汗。但从史书上看，忽必烈并没有表态，想想也知道，蒙哥此人特别固执己见，忽必烈在蒙哥不能完全信任自己的情况下，根本就不敢触动蒙哥的逆鳞。

忽必烈

忽必烈继续率兵南下。八月十五，蒙军渡过淮河，遂分兵向鄂州挺进。张柔率军由虎头关（湖北麻城县东北）南下，严忠济率师“由间道会鄂”，忽必烈自率一军直下大胜关（河南罗山县南），攻破大胜关后，于二十一日抵达黄陂，忽必烈下令在所俘获的宋民中招募船民，“令能右否左”，得900人。而宋沿江制置使袁玠由于苛取民利激起渔民严重不满，一些渔民竟然主动提供给蒙古军渔船，并充当船工和向导：“水陆之师至于鄂，时鞑国兵大入，值沿江制副征渔湖利虐甚，渔人献舟于北，遂自黄州沙武口透渡江南。”

八月底，忽必烈已至鄂州长江北岸。忽必烈此次对鄂州的征伐，军队人数空前庞大，甚至比蒙哥汗的伐蜀之师4万人数还多，据《元史》记载为“十万众”，拉施特《史集》亦载攻鄂军队为10万人，两相对照，忽必烈攻打鄂州兵力应无误。

忽必烈兵围鄂州

在攻打鄂州前，忽必烈听从刘秉忠的建议，来了一波军前犒赏，全军“人人踊跃，皆乐为用”。开庆元年（1259年）九月初一，亲王穆哥自合州钓鱼山遣使来到鄂州军前，向忽必烈报告蒙哥汗的驾崩之讯，并建议忽必烈立刻停止攻鄂，北上争夺帝位，但被忽必烈拒绝，“吾奉命南来，岂可无攻遽还？”

九月初四黎明，蒙古军到达江边。是时，江边风雨大作，“诸将皆以为未可渡”，忽必烈不从，遂令诸将渡江，并约定先达彼岸者，“举烽火为应”，千户董文炳尤其积极，表示想强力挑战一下长江天险，“长江天险，宋所恃以为国，势必死守，不夺其气不可，臣请尝之”，和弟弟董文用、董文忠亲率敢死之士“数十百人”为前锋渡江，蒙军扬旗击鼓，三道并进，与宋军展开水战，并得以大败宋军，顺利渡江。

九月初六，忽必烈率军驻营于浒黄州下。此前忽必烈已经派降臣王一清招降鄂州，被镇守鄂州的荆鄂都统张胜杀死，“先遣王一清开喻，而彼守臣执而杀之”。当日，忽必烈又派遣王冲道、李宗杰、訾郊招降鄂州城，城上箭如雨下，王冲道中箭落马，为宋军所获，李、訾两人逃回。

忽必烈攻鄂州形势图

九月初八，忽必烈至鄂州城下。初十，蒙古军已经完全包围鄂州，此前由于拨出大量军队增援四川，鄂州城守十分单薄。十一日，蒙军在鄂州城下开始立起五丈高的望楼，发现城中宋军想要袭击蒙营，于是派兵截击，击败宋军并抓获两名俘虏，宋军士兵供述贾似道正紧急率兵增援鄂州，但由于事发突然，所率“皆非精锐”。并征集粮食准备对城中进行猛攻。

眼看鄂州城危在旦夕，荆鄂都统张胜灵机一动，搞了一出诈降缓兵之计，他登城向蒙古军喊话，表示：“城已为汝家有，但子女金帛皆在将台，可从彼去。”忽必烈大喜过望，认为自己不战而胜，命令军队撤围，张胜趁机将城外民居悉数拆毁，以免蒙古军将其当成掩蔽物和住宅。也是这关键的诈降，决定了南宋鄂州之役的成败，南宋襄阳守将高达急忙乘蒙古军撤围之机进入城中布防，城防大大加强，等忽必烈醒悟过来已经晚了，后忽必烈派将领苫彻帖木儿领兵100人带领降兵劝降，张胜杀死使人出兵迎战，战死沙场。

决战鄂州

九月十一，在得知蒙古军已经包围鄂州城后，宋廷紧张不已，中外震动，急忙组织援兵进行救援。二十一，命陈寅率两淮兵5万应援鄂州。二十二，又命侍御史沈炎帅沿江制置副司出兵前往鄂州。二十八，以贾似道节制江西、两广人马驰援鄂州。

一些人畏敌如虎，宦官董宋臣劝说宋理宗迁都，遭到大臣文天祥、朱貔孙等人的反对，“乞斩宋臣，以一人心”。谢皇后也立主不可迁都，“以安人心”，迁都之议遂止。

十月，贾似道由汉阳进入鄂州指挥全军抵抗蒙古进攻，而随着蒙哥汗在四川驾崩，在四川的蒙古军开始陆续后撤，四川方向压力陡然减轻，吕文德率军前来增援，并进入鄂州城。至此，鄂州城“守愈坚”。

蒙古攻宋形势图

而忽必烈并不甘心，尽管蒙古汗廷自蒙哥汗驾崩后有动乱迹象，但他仍然执意攻打鄂州城，此时，忽必烈移驻乌龟山，蒙古军久不下，命张柔造鹅车从东南去反复撞击挖掘城墙，“别遣勇士先登”，攻破东南城墙。

《元史》张柔传谓攻破西南城墙。然《元史》张禧传、《宋史》贾似道传以及《济南大都督张宏行状》均说为东南城墙，疑张柔本传误。

城中宋军随即补筑，蒙古军屡次破之，宋军随即补之。贾似道命建木栅环绕城墙内壁，形成夹城，以防蒙古军攻破城墙，木栅一夜之间修成，让忽必烈感慨不已，竟然对贾似道来了个英雄惜英雄：“昔攻鄂时，贾似道作木栅环城，一夕而成，陛下顾扈从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蒙古军又意图以土工作业的方式“穴城而入”，挖通城墙后为木栅所阻，“入战者辄不利”。忽必烈以厚赏招募敢死之士登城，又遭遇宋军顽强抵抗无法攻入城中，鄂州城军民“死伤者至万三千人”。

鄂州城久攻不下，让忽必烈一根筋两头堵，撤退有失颜面，啃不下来又难受，后方也有起火的风险。而此时“大蒙古国”内部由于蒙哥汗的驾崩，新一轮角逐最高权力的斗争正拉开大幕，粮食缺乏，疾病流行，蒙古军伤亡又十分惨重，据《史集》记载：十万军队剩下不到两万人为止。虽然有所夸张，但蒙古军伤亡很大确实是事实。

郝经

而对于宋朝来说，四川地区的军事压力由于蒙哥的驾崩大为缓解，南宋军队能全力援鄂，总体形势上看确实有利于宋军，当时忽必烈军中的谋士郝经是相当清楚的，于是写下了《班师议》力劝忽必烈“断然班师”。廉希宪和董文用亦力主班师。十一月，忽必烈率军陆续北撤，鄂州之役至此结束。

关于鄂州和议

在《宋史》中有种说法，贾似道派人前往蒙古军营“请称臣，输岁币”，忽必烈急于北返，与宋廷签下了这城下之盟。此说虽非常广泛，但却有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元史》的赵璧传，就明确了虽然有和议，但和议并未谈妥，在赵璧的传记上就明确说尽管贾似道的谈判代表宋京提出“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匹两二十万”，但眼瞅着忽必烈退兵，赵璧丢下一句“俟他日复议之”，就没有下文了。而《元史》中的世祖本纪也与赵璧的说法类似，估计就是鄂州和议根本没谈成。

《宋史》中所谓“鄂州和议”极有可能是为蒙古军的战败开脱，毕竟写成南宋一方妥协签约，蒙古退兵更加体面一些。

鄂州之战后，忽必烈率领蒙古军北撤围绕着汗位与其兄弟阿里不哥爆发了大规模战争，南宋形势转危为安，但宋廷并没有因此奋发图强，而是继续沉沦，直到忽必烈登上帝位，击败阿里不哥后，南宋将迎来新一轮的狂风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