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论坛2026分论坛 “全球价值链金融：协同网络与系统稳定”成功召开

4月25日上午，由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承办的上海论坛2026分论坛“全球价值链金融：协同网络与系统稳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103举办。分论坛由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孙立坚教授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荣誉退休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客座教授胡永泰共同担任主席。

会议伊始，孙立坚教授进行开幕致辞，向莅临参会的海内外各界嘉宾致以热烈欢迎和诚挚谢意。他表示，与会专家深耕宏观金融、全球价值链、货币政策等不同研究领域，共同聚焦全球格局分化背景下价值链韧性构建、美元流动性外溢效应、打造反脆弱金融体系等前沿重大议题。他提及，中心自2012年成立以来，始终坚守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宏观研判、政策建言四大发展定位，秉持协调发展与金融稳定相辅相成的理念，本次论坛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他期许本次分论坛研讨严谨深入、坦诚务实、碰撞思想，进一步促成更多跨领域、跨地域的学术合作契机。

胡永泰教授则围绕“在多极世界中保护全球价值链的倡议：大西洋-太平洋经济合作（APEC 2.0）”发表了主旨演讲。他指出，全球价值链具有双重红利：国际贸易通过促进经济专业化提升生产率与财富水平，同时全球化创造了产品的最大市场，为研发投入提供了最强激励。但贸易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技术扩散，使后发经济体得以追赶，其结果是中印经济总量将相继超越美国，1991年后的美国霸权秩序已让位于多极格局。值得注意的是，美俄正预期未来将与中国进行雅尔塔式的势力范围划分，因而急于在此之前以格陵兰和乌克兰为代价扩张各自势力范围。面对这一变局，胡永泰教授认为中国有三种选择：一是加入势力范围扩张竞赛；二是接受特朗普提出的中美G2伙伴关系，共同支配世界其他地区；三是鼓励中等强国组建对所有超级大国友好的中立联盟。他主张中国选择第三条路径，积极支持建立“大西洋-太平洋可持续伙伴关系（APSP）”，成员涵盖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及东盟，以保护全球价值链，在各大势力范围之间充当中立缓冲，并推动包容性全球治理体系。其经济支柱被命名为“大西洋-太平洋经济合作”（APEC 2.0）。

本次分论坛分为上、下半场，其中上半场是 “政策场”，邀请与会专家围绕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热点与实践难题展开深度研讨、分享真知灼见，具体观点如下：

01

地缘经济学与新型反脆弱架构

分析历次全球化周期可发现，过度依赖他国会带来脆弱性。当前供应链武器化、制裁增多及对稀土、芯片等领域的高度依赖，构成了集中风险。但全球体系具有韧性：贸易正向多极化演进，中国对欧美的依赖下降，而世界对中国的依赖上升；越南、墨西哥等新兴制造中心也分散了风险。总结来说，“卡脖子”效果减弱，网络灵活性和复杂性增强了系统的反脆弱性。而拉美、东盟、中东等地区增长机会的爆发，大幅提高了中美对峙的机会成本。

02

全球价值链在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作用

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实证发现表明，FDI对增长的促进效应正系统性减弱（2010年后趋近于零）。制造业FDI仍有正面作用，服务业FDI则为负面。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从FDI中获得的增长收益反而越少，原因在于价值链位置：上游研发附加值高，下游组装收益有限。他建议摒弃追求FDI总量的思维，应关注具体环节、价值链定位及外资与本地供应商的深度整合。

下半场为“学术场”，专家们围绕相关学术前沿议题深入交流，全面呈现了兼具政策参考与学术价值的研讨成果，具体观点如下：

01

国际金融一体化、资源再配置与劳动收入份额

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框架，可以阐释国际金融分散化与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联。核心发现是，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升会降低整体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在于，外国股权持有量上升导致风险溢价下降，进而促使资源向高风险、低劳动份额的企业再配置。企业内部可能因风险共担增强而提高劳动份额，但再配置效应占据主导，使总体劳动份额净下降约2-3个百分点。同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并不等同于工人福利恶化，且模型预测随着金融一体化趋于稳定，劳动份额的下降将停止并可能回升。该研究为理解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微观基础。

02

全球货币定价模型

通过构建“全球货币定价”（Global Currency Pricing, GCP）的理论框架，探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塑。其核心构想是设计一个由多国法定货币构成的计价篮子，类似于特别提款权（SDR）但作为计价单位而非独立货币。研究表明，存在一个最优的篮子权重能使全球福利最大化，该权重应反映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而非单纯的经济规模。最优GCP体系下，各国只需专注于国内政策目标，全球货币这只看不见的手便能实现约束最优的全球福利。基于20国模型的定量研究显示，相较现行美元主导体系，最优GCP可带来显著福利收益，美国自身亦能从中受益。

03

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回和溢出效应：来自国际成本渠道的证据

该研究揭示了美国货币政策通过国际成本渠道产生的溢回与溢出效应。发现，美国意外货币紧缩非但未降低其进口价格，反而推高了从中国进口的美元价格，这被称为“溢回效应”。同时，紧缩也推高了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价格，即“溢出效应”。其核心机制是融资成本渠道，美国紧缩恶化出口企业流动性，迫使其转向成本更高的外部融资，从而推高出口价格。基于中国海关与企业财务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这一传导机制。即使在资本管制的环境下，只要企业通过跨国贸易嵌入全球生产网络，该渠道依然有效。这一发现对理解货币政策国际传导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排版丨周埏丽